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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步入军营(1 / 2)

第四章 步入军营

A、子弹打到别人的靶上

1979年12月7日,是我今生难忘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我拿着奶奶、父母、叔婶和姑姑们给我的16元钱,背负着他们的殷切希望,告别了故乡、亲人和朋友,踏上了漫漫的从军之路。

我们是坐着部队惯用的闷罐车,7日下午5点从禹城离开的。当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停了下来,这时我听人说这里就是省城济南。我赶快伸出头去,看到华灯璀璨、霓虹闪烁,到处是一片灯的海洋。我家虽然离济南只有50多公里,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城市的灯光。

列车在茫茫无尽的夜色里奔驰,也许由于激动过后的劳累,我慢慢地进入了梦乡。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就听带兵的领导说:“大家醒醒。到了,下车了!”我拿着背包刚走到列车门口,漫天飞舞的雪花迎面扑来。心想,难道到东北了吗?从没有出过远门的我,对地理位置,在头脑中没啥概念,不知道哪是哪。

原来,这里是山东省昌邑县一个叫岞山的小站。搞了半天连山东还没出去哪!那时当兵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我们全部下车后,在带兵的领导指挥下纷纷登上了“大解放”,“大解放”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又颠簸了近两个小时,终于来到一个有军人站岗的大门口。我们下车后,看到了“热烈欢迎新战友!”的标语;听到了欢快的锣鼓声。

这哪里是城市?分明是大山沟!我的心一下就凉了半截。在验兵时,总听人说,这批兵好,是技术兵,驻守在大城市。还没容我多想,我们很快就列队、点名、分班,我就被家是山东莱西的徐经修班长带走了。

按部队的规矩,新兵到部队后要进行三个月的军政训练,也就是在这三个月内,从起床、叠被、洗刷、吃饭、穿衣;走步、跑步、正步等科目做起,实现由一个普通老百姓到军人的根本转变。在这期间不合格的还要退回原籍。在家一切看似简单的,在部队一切都不简单了。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吃饭、穿衣要有时间限制。就说简单的走步吧,在家谁不会走?可在部队就不行了。步幅、摆臂的高度和离身体的距离都有明确的规定。在我看来最难应付的是正步走。我和几个总挨批的老乡,夜里经常偷偷起来自己练,但进步并不大。看来要做一个真正的军人,还真不太容易呢!

我们当年这批兵分别来自山东、江苏两省5地。山东省的来自济南市、禹城县、齐河县;江苏省的来自南京市、丹阳县。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训练,不是以地域山东、江苏形成两大派系,而是以城市兵、农村兵形成两大派系。城市兵聪明,见多识广,接受新事物快,学习训练进步大;农村兵朴实,肯吃苦,但反应慢,没见过什么世面,学习训练确实差点事。所以,农村兵就时时处处受到城市兵的嘲笑、讽刺和挖苦。

有一次,我们新兵连组织到澡堂洗澡。洗澡,当然要脱光了衣服,这是太自然平常的事情了。可是,一百多个新兵全脱得光溜溜的在一块洗澡,我们农村兵可没见过这种阵势。在家时,冬天也就是烧盆水自己用毛巾擦擦,夏天就到河里去游泳了。在大庭广众面前,我非常难为情,磨磨蹭蹭就是不想脱衣服。当我看到城市兵都大大方方脱光了下去,我才尴尬万分、慢腾腾地脱衣服,下到水池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像我这种情况的在农村兵中不算少数,还有的穿着裤衩就下去了,又引起城市兵的一阵冷嘲热讽。

训练后的文化娱乐活动,更是让城市兵占了上风。有一位从我们禹城当兵的济南下乡知青名叫耿现强。课余时间,在新兵连他主动为大家教唱《谁不说俺家乡好》、《妹妹找哥泪花流》等抒情歌曲。那挥手之间的动作,那抑扬顿挫的旋律,让人倍感钦佩。我私下里想,这么好听的歌,咱咋没有听过呢?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训练,我终于在队列、内务卫生等方面勉强合格,下一步的重头戏就是射击和投弹了。在练习射击时我又遇到了问题:练射击,必须把左眼闭上,用右眼将准星和缺口平齐瞄向靶心。可我一闭左眼右眼也闭上了,根本没法瞄准。没有办法,只有苦练。这样我就走路时练,晚上躺在床上睡觉时还练,终于在正式射击前眼睛能睁闭自如了。

射击和投弹不像队列和内务卫生是软指标,射击、投弹是硬指标,射击是环数,投弹是米数。

正式射击那天,我非常紧张,怕打个不及格。可是鬼使神差,怕什么就来什么。在射击时,我由于紧张没有预扣扳机,当用力扣动扳机时枪口产生了晃动,2发子弹跑到了别人的靶上。在打后面3发子弹时,我吸取了教训,开始冷静了,3发子弹各命中8环,这样离30环及格还差6环。

这时,与我挨着射击的禹城老乡刘圣华说:“梁祖国你咋搞的?我这双眼睁着的比你打得还好(他和我一个毛病,却打了个全班第一)。”等到连领导验靶回来说:“他的靶上多了2发子弹,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有人帮忙来。”

射击结束了,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我却只张嘴不出声,黯然神伤。

那天晚上,我懊恼得连晚饭也没有吃。因为我拖了全班的后腿,徐经修班长对我进行了批评,但更多的是安慰和鼓励。他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下一步还有投弹科目,你争取拿个好成绩,以弥补射击的不足。”我默默地点点头。

没过多久,实弹投掷开始了。我按口令来到指定地点,心想,这次我一定投个好成绩,让大家看看。我拿起手榴弹抠开后盖,把拉线套在小手指上,用尽全身力气把手榴弹扔了出去。可没有想到,由于用力过猛,手榴弹脱手离开了安全区域跑到我的右边去了。突发的状况,使我一下傻了,站在那里不动了,并且,手榴弹离我只有10米左右,非常危险。这时现场一片惊慌,只见徐班长一个箭步跑过去把我按下趴在我身上。手榴弹“轰”的一声爆炸了,扬起的尘土落在徐班长一身。幸亏没有出现“王杰”式的英雄,不然,我当兵的历史可就结束了。

这次可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晚上,班里召开班务会对我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教育。我也只有痛哭流涕,接受大家的严厉惩罚。心想,不管怎么批,只要不把我退回去就行。徐班长最后说:“你们下连后,主要是执行施工任务。要是上前线打仗,凭你的射击和投弹成绩,非把你退回去不可。”听到这话,我的心终于放到肚子里了。

三个多月的新兵训练结束了。我们终于戴上了红领章、红帽徽分到了各自的单位,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我们公社比较熟悉的杨军分到了一营营部,李学军分到了二营营部,刘春河、李德元分到了通信连,尹分江分到了三炮连,就我分的最差——步兵六连。一听就知道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B、当上了文化教员

我们军是几年前从徐州移防过来的,当时许多营房还没有建好。我分到的六连在离营房10多里一个叫店子的小村打石头(部队建营房用)。这次我们县有刘圣华、高德成、孙文水、张振江和我5名同志分到这个连队。当时连长是张志发,河南人;指导员叫张以明,辽宁人(后晋升为山东东营军分区政委)。到连队后,我和齐河县的于桂河分到了二排六班。

这个叫店子的小村隶属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虽然这里属于丘陵地带,但与我老家比起来还是要富裕一些。我住的这家房东跟我家情况差不多,也有6个孩子。看到这家不辞辛苦、日夜操劳的女主人,我就常常想起我的母亲。我们班住在两户人家,于桂河跟班长住在一起;我和副班长住一起。我们的班长叫陈成会,副班长叫孙启新,一个是山东省新泰县;另一个是山东省新汶县,都属于泰安地区。我们到班里后,陈班长找我们两个新兵谈得最多的就是“男女关系”问题。因部队移防几年后,每年战士退伍时都把周围几个村的漂亮姑娘给带走了,引起地方青年们的敌视,严重影响了军政、军民关系。尤其是我们连的一位班长,与店子村的“村花”黏黏糊糊,使村里一位早就暗恋那位姑娘的小伙子找到连队要与那位班长“决斗”,最后,那位班长受到了纪律处分。1979年初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开始前,他写了血书要求上前线争取“立功赎罪”。当时,团要在我们连队选拔16人参战,连队怕他继续待在村里惹是生非,就批准了他的要求。没想到这位班长却因祸得福,在战斗中英勇杀敌、荣立战功,被破格提拔为军官。

听了陈班长的话,我暗暗为那位班长高兴,同时也告诫自己一定不能犯这方面的错误。我们房东有位蛮漂亮的姑娘,比我小一岁,我从来不敢与她主动说话。偶尔她与我说话,我会面红耳赤,怕让人看见有啥嫌疑。只有一位聊城姓陶的老兵经常与她开玩笑、逗逗乐子,给无聊单调的生活带来些乐趣,可为此他多次受到陈班长的警告。

采石场在村西南500米处。我们每天早晨8点钟列队上工,晚上6点钟列队下工,中午在那吃一顿盒饭。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原来在家时干小工差不多,使我非常彷徨和迷茫,感到与原先想的差距太大。我们这批兵既不住在城市,也不是技术兵,并且,自我们这批兵开始,以后控制入党数量,取消战士直接提干(一律经过部队院校培养才能提干)。总感到自己生不逢时,致使努力没有了目标和方向。

正在这时,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恰在这时,济南军区《前卫报》又刊登了一篇《三个希望都落空,我的前途在哪里?》署名“一名老战士”的读者来信,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像我们抱着当兵人党、提干和学技术为目标的农村兵,感到情真意切,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针对这种思想苗头,部队自上而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人生观”教育,重点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通过深入细致的“革命人生观教育”,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当兵是每一个青年人应尽的义务,不是捞取政治资本的跳板,更不能为了找出路才来当兵。

思想问题解决了,工作劲头也足了。虽然,打一天石头回来感到比在家时的建筑队还累、还苦,但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心情是愉悦的,生活是温馨的。

由于连队在村里执行施工任务,管理不便,我们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比较多。在新兵连时,我就听说部队以后提干必须入军校,也就是从我们这一批兵开始可以考军校了。我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家里,父亲早早就把我的高中课本寄来了。这样在课余时间我就有计划地学习高中课程。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学习,被查房的张以明指导员发现了。他问我:“你是啥文化程度?”我说:“高中毕业。”他听了后说:“好!小梁子,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军校。”听了张指导员的话,我更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与张指导员那次谈话没过多久,连队通讯员突然通知我,让我作为连队小学班的新任文化教员,到团里参加培训。那时,许多农村兵都没啥文化,甚至有的还不识几个大字。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各连队根据上级指示,都开设了初中班和小学班,为他们补习文化。

所谓培训班其实就两天的时间。由团政治处宣传股分管文化教育的王干事,把每连新任的文化教员集中起来,传达师里关于科学文化教育的指示精神和团里的具体要求,然后,领取所需课本和教材。就在培训期间,我到宣传股找王干事领教材。这时,室内进来一位穿“四个兜”军装的干部,我赶快站起来敬了个礼。王干事给我介绍说:“这是我们股郭金山干事,分管新闻,在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大名鼎鼎啊!”听到介绍,我肃然起敬,真是太了不起了,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郭干事人看上去很厚道、很随和,微笑着说:“老王,你又拿我开涮!”然后,王干事又指着我说:“这是六连新任文化教员梁祖国。”说着,我赶忙伸出双手虔诚地与郭干事握了握手。果不其然,回到连队不久,我就连续看到发表在《解放军报》和军区《前卫报》上的反映我们团工作的文章,最后署名是“郭金山”。尤其使我振奋的是,有一篇竟然是写我们连队“副职支持正职工作光荣立功”的消息。从此,我就有了另一个“情结”。

C、在全师作巡回报告

在店子村打石头三个月后,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返回了营区。这时我们住进了楼房,一个班集中在一个大房间。回到营区便于管理,一切又走向了正规,内务卫生等各方面都要求严格了。按部队不成文的规定,等到再一批新兵下连后,我们才能晋升为老兵。所以,在新兵没到的这段时间,还是我和另一个新兵于桂河表现的机会。由于两个人同为新兵,所以就有了竞争。于桂河小学毕业没啥文化,但老实肯干。每天天不亮他就早早起床,先是打扫楼下的卫生,等起床号后班里同志起来了,再打扫室内,为此,经常“遭到”班长的表扬。这样就显得我很被动,同为新兵,人家表现那么好,就使我脸上有些挂不住。有很多次,晚上睡觉时我想明天一定赶在他前面,可他总是比我起得早。有一次,晚上睡觉我没脱衣服,4点钟就起来了,这时天还苍苍的,四周还灰蒙蒙一片。我先把楼前楼后卫生打扫一遍,可看看天太早,班里同志还在睡觉,不能打扫室内,就把其他连的卫生区也打扫了。可是因为太早没人看见,所以也没“遭到”任何表扬。这时,我的心态就有些不平衡。在第二天晚上睡觉前,我把笤帚、拖把都藏了起来,等到天快亮了,我看到早起的于桂河在室内转了一圈又一圈都没找到,就用被子盖住头在里面窃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