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越来越严重舆论越来越激烈，万历是躲一天算一天的主，偏偏又来了这么个首辅

首辅走了，日子却还得过。原本排第二的赵志皋应该接班，但这人实在太软，谁都敢欺负他，上到皇帝，下到大臣，都觉得他压不住阵，于是皇帝下令，由大臣推荐首辅。

于是幕后人物顾宪成出马了。

顾宪成，字叔时，江苏无锡人。万历四年（1576）参加乡试，考中第一名解元。三年后去考了进士，成绩平平，分配到户部当了个主事。当官后，他最不喜欢的人是张居正，平日怎么别扭怎么来。

比如张大人病重，大家都去上疏祷告，他不去。别人看他不上路，帮他署了名，他知道后不肯罢休，非把自己的名字划掉，那是相当执著。不过这也没什么，当时和张大人对着干的人多了去了，不缺他一个。

等到张居正死了，他就去了吏部，但也没升官，还接着当六品主事（正处级），这中间还请了三年假。

总之，这是个并不起眼的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京察时，孙鑨是吏部尚书（正二品），赵南星是考功司郎中（相当于司长，正五品），而顾宪成只是个考功司员外郎（副手，从五品）。

万历八年（1580）进入朝廷，就当六品主事，混了十三年，才升了一级，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但就是这么个说不过去的人，却是这场风暴的幕后操纵者（实左右之），不服都不行。

更为神奇的是，事情闹大了，孙鑨撤职了，赵南星回家了，连王首辅都辞职了，他却是岿然不动。非但不动，还升了一级，当上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之前说过，文选司负责官员人事选拔，是吏部第一肥差。根据史料的记载，顾宪成大致属于性格顽固，遇事不转弯的人，如此个性，竟然能捞到这位置，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当初孙鑨刚被免职的时候，吏部没有部长，王锡爵打算趁机换人，推荐自己的亲信罗万化接班。顾宪成反对，推荐了右都御史陈有年。

最终任命结果：吏部尚书陈有年。

你要知道，王锡爵大人此时的职务，是内阁首辅、建极殿大学士，领吏部尚书衔兼太子太保，从一品。而顾宪成，是个刚提拔一年的五品郎中。

王锡爵的后面，有万历撑腰。顾宪成的后面，什么都看不见。

第一把手加第二把手，对付一个小小的司官，然而事实告诉我们，顾宪成赢了。

因为在顾宪成的背后，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

我认为，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很快，事实就将再次验证这一点。

当万历下令大臣推举入阁人选的时候，顾宪成先生又一次冒了出来，上疏推举人选。虽说这事的确归他管，但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吏部的几位侍郎竟然毫无反应，尚书陈有年也对他言听计从。史料上翻来覆去，只有他的光辉事迹，似乎吏部就他干活。

而当万历同志看到顾宪成推举的那个名字时，差点没把桌子给掀了。

因为在顾宪成的名单上，第一个就是王家屏。

作为吏部官员，顾宪成明知这家伙曾把皇帝折腾得七荤八素，竟然还要推荐此人，明摆着就是跟皇帝过不去。

所以皇帝也忍无可忍了，终于打发顾宪成回了家。

明代的官员，虽然罢官容易，升官倒也不难，只要过个几年，时局一变，立马就能回到朝廷重新来过，而以顾宪成之前的工作业绩和运动能量，东山再起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可谁也没想到，顾先生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虽然把这人开了，万历很有点快感，但由此酿成的后果，却是他死都想不到的。

自明开国以来，无论有多大能耐，无论有何背景，包括那位天下第一神算刘伯温，如果下野之后没能重新上台，慢慢地就边缘化了，然后走向同一结局——完蛋，从无例外。

例外，从顾宪成开始。

和赵南星一样，自从下野后，顾宪成名气暴涨，大家纷纷推举他再次出山，虽然没啥效果，也算捧了个场。不久之后，他的弟弟顾允成和同乡高攀龙也辞官回了家，三个人一合计，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讲学吧。

这一讲就是三年，讲着讲着，人越来越多。于是有一天，顾宪成对高攀龙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应该找个固定的讲习场所。”

其实地方是有的，在无锡县城的东头，有一个宋代学者杨时讲过学的场地，但年久失修，又太破，实在没法用，所以这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七年后，出钱的主终于找到了，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顾宪成关系不错，听说此事，大笔一挥就给办了，拨出专款修缮此地。此后，这里就成了顾宪成等人的活动地点。

参考消息

东林议政

在顾宪成被削职为民后，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人开始了东林讲学，“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当时被时政困扰和被当局排斥的士大夫学生等往往不惧辛苦，远道前来旁听，人多到“学舍至不能容”。这些文人们讽议时政，裁量人物，在朝的官员竟然也遥相应和。后来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也相继到此讲学，论政事。此即是东林党的议政之始。

它的名字叫做东林书院，实事求是地讲，确实也就是个书院，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它却焕发了不可思议的魔力，成为了一种威力强大的信仰，那些相信或接受的信徒，历史上统称为东林党。

无数人的命运，大明天下的时局，都将由这个看似与朝廷毫无关系的地方，最终确定。

最后一根稻草

王锡爵回家去养老，顾宪成回家去讲学，王家屏自然也消停了，于是首辅的位置还是落到了赵志皋同志的身上。

这就真叫害死人了，因为赵志皋压根儿就不愿意干！

赵先生真是老资格了，隆庆二年（1568）中进士，先当翰林，再当京官，还去过地方，风风雨雨几十年，苦也吃了，罪也受了，七十多岁才混到首辅，实在没啥意思。

更为重要的是，他个性软弱，既不如申时行滑头，也不如王锡爵强硬，而明代的言官们大都不是什么善茬，一贯欺软怕硬。一旦坐到这个位置上，别说解决册立太子之类的敏感问题，光是来找碴儿的，都够他喝一壶。

对此，赵先生十分清楚，所以他主动上疏，不愿意干，情愿回家养老。

可是万历是不会同意的，好不容易找来个堵枪眼的，你要走了，我怎么办？

无奈，赵志皋先生虽然老矣，不太能饭，但还是得死撑下去。

于是，自万历二十二年（1594）起，他开始了四年痛苦而漫长的首辅生涯。具体表现为，不想干，没法干，却又不能走。

说起来，他还是很敬业的，因为这几年正好是多事之秋，外面打日本，里面闹册立，搞得不可开交。赵大人外筹军备，内搞协调，日夜加班忙碌，干得还不错。

可下面这帮大臣一点儿面子都不给，看他好欺负，就使劲欺负，宫里失火了有人骂他，天灾了有人骂他，儿子惹事了有人骂他，甚至没事，也有人骂他，说他就该走人（言志皋宜放）。

欺负人太甚，于是老实人终于发火了。

王锡爵在的时候，平素说一不二，动辄训斥下属，除了三王并封这种惹众怒的事情外，谁也不敢多嘴骂他。到赵志皋这儿，平易近人，待人和气，却老是挨骂，老先生一气之下，也骂人了：

“都是内阁首辅，势大权重的，你们就争相依附求取进步，势小权轻的，你们就争相攻击，博取名声！”

骂归骂，可下面这帮人实在啥觉悟也没有，还是喜欢拿老先生开涮。赵老头也真是倒霉，在这紧要关头，偏偏又出了事。

事情出在兵部尚书石星的身上，如果你还记得，当时正值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双方谈判期间，石星最为信任的大忽悠沈惟敬正处于巅峰期，谈判前景似乎很乐观。石大人便通报领导，说和平很有希望。

他的领导，就是赵志皋。

赵大爷本来就不爱惹事，听了自然高兴，表示同意谈判。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所谓和平，全是沈惟敬、小西行长等中日两方的职业骗子们通力协作，忽悠出来的。事情败露后，沈惟敬杀头，石星坐牢。

按说这事赵先生最多也就是个领导责任，可言官们实在是道德败坏，总找软柿子捏，每次弹劾石星，都要把赵大人稍带上。赵大人气得直喘气，要辞职，皇帝又不许。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赵大人再也撑不住了，索性回家养病休息，反正皇帝也不管。

万历二十九年（1601），赵大人死在了家里，不知是病死，还是老死。但我知道，他确实很累，因为直到他死的那天，辞职都没有批下来，用今天的话说，他应该算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赵志皋的日子过得艰难，张位相对好点，因为他的脾气比较厉害，言官们没怎么敢拿他开刀，加上他是次辅，凡事没必要太出头，有赵首辅挡在前面，日子过得也可以。

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抗倭援朝战争中，着力推荐了一个人，不但多次上疏保举，而且对其夸奖有加，说此人是不世出之奇才，必定能够声名远播，班师凯旋。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镐。

关于此人，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从某个角度讲，他确实不负众望，虽然输了，还是输得声名远播，播到全国人民都晓得。朝廷随即开始追究责任，大臣们开骂，骂得张位受不了，就上疏皇帝，说：

“大家都在骂我（群言交攻），但我是忠于国家的，且毫无愧疚，希望皇上体察（惟上矜察）。”

皇帝说：

“杨镐这个人，就是你暗中密奏，推荐给我的（密揭屡荐）！我信了你，才会委派他做统帅，现在败仗打了，国威受损，你还敢说自己毫无愧疚（犹云无愧）？！”

到这个份儿上，估计也没啥说的了，张位连辞职的资格都没有，就被皇帝免职，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

估计是受刺激太大，张大人回家不久后就死了。

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内阁的几位元老全部死光，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就此踏上这个舞台。

七年前，王锡爵辞职，朝廷推举阁臣，顾宪成推举了王家屏，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当时，顾先生推荐的，并非王家屏一人，而是七个。

这七个人中，王家屏排第一，可是万历不买账，把顾宪成赶回了家。然而事实上，对顾先生的眼光，皇帝大人还是有所认可的，至少认可排第四的那个。

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

沈一贯，字肩吾，隆庆二年（1568）进士。算起来，他应该是赵志皋的同班同学，不过他的成绩比赵大人要好得多，当了庶吉士，后来又去翰林院，给皇帝讲过课。和之前几位类似，他跟张居正大人的关系也相当不好，不过他得罪张先生的原因，是比较搞笑的。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沈教官给皇帝讲课，说着说着，突然发了个感慨，说自古以来，皇帝托孤，应该找个忠心耿耿的人，如果找不到这种人，还不如多教育自己的子女，亲历亲为。

要知道，张居正同志的耳目是很多的，很快这话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加上他的心胸又不算太宽广，所以张大人当政期间，沈一贯是相当地萧条，从未受到重用。

相对于直言上疏、痛斥张居正而落得同样下场的王锡爵等同志，我只能说，其实沈一贯不是故意的。

张居正死后，沈一贯才出头，历任吏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后来又去了南京当礼部尚书。

此人平素为人低调，看上去没有什么特点，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顾宪成是朝廷的幕后影响者，万历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两人势不两立。

所以一个既能被顾宪成推荐，又能被皇帝认可的人，是十分可怕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沈一贯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了帝国的决策层。

很快，他就展示了他的异常之处，具体表现为，大家都欺负赵志皋，他不欺负。

赵首辅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软柿子，无论大小官员，从他身边过，都禁不住要捏一把，而对赵大人尊敬有加的，只有沈一贯（事皋甚恭）。

但沈一贯先生尊敬赵老头，绝非尊重老人，而是尊重领导，因为排第二的张位、排第三的陈于陛，他都很尊敬。

沈一贯就这样扎下了根，在此后的七年之中，赵志皋被骂得养了病，陈于陛被骂得辞了官，都没他什么事。他还曾经联同次辅张位保举杨镐，据说还收了钱，可是杨镐事发，张位被弹劾免职，他竟安然无恙。

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死的死了，退的退了，只剩沈一贯，于是这个天字第一号大滑头终于成为了帝国的首辅。

凭借多年的混事技术，沈先生游刃有余，左推右挡，皇帝信任，大臣也给面子，地位相当稳固。然而在历史上，沈一贯的名声一贯不佳，究其原因，就是他太过滑头。

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讲，朝廷首辅就是背黑锅的，国家那么多事，总得找一个负责的，但沈先生全然没有这个概念，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实在不太地道。

而当时朝廷的局势，却已走到了一个致命的关口。

万历二十九年（1601），皇长子十九岁，虽然出阁读书，却依然不是太子。而且万历办事不厚道，对教自己儿子的讲官十分刻薄，一般人家请个老师，都要小心伺候，从不拖欠教师工资，万历却连饭都不管，讲官去教他儿子，还得自己带饭，实在太不像话。

相对而言，皇三子就真舒服得多了，要什么有什么，备受万历宠爱，娇生惯养，啥苦都没吃过，且大有夺取太子之位的势头。

这些情况大家都看在眼里，外加郑贵妃又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蠢人，丝毫不知收敛，极为嚣张，可谓是人见人恨。久而久之，一个父亲偏爱儿子的问题，就变成了恶毒地主婆欺负老实佃户的故事。

问题越来越严重，舆论越来越激烈。万历是躲一天算一天的主，偏偏又来了这么个首辅。要知道，大臣们不闹事，不代表不敢闹事，一旦他们的怒火到达顶点，国家将陷入前所未有的骚乱。

然而动乱没有爆发，因为这个曾经搞倒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等无数政治高手，看似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竟然被解决了。

而解决它的，就是为人极不地道、一贯滑头的沈一贯。

说起来，这是个非常玄乎的事。

万历二十九年（1601）八月，沈一贯向皇帝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其大致内容是，皇长子年纪大了，应该册立太子，正式成婚，到时有了孙子，您也能享子孙满堂的福啊。

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封内容平平的奏疏，立意不新颖，文采很一般，按照以往的惯例，最终的结局应该是被压在文件堆下几年，再拉出去当柴火烧。

可惊喜总是存在的，就在第二天，沈一贯收到了皇帝的回复：

“即日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沈一贯当时就蒙了。

这绝对不可能。

争了近二十年，无数猛人因此落马，无数官员丢官发配，皇帝都被折腾得半死不活，却死不松口。

然而现在，一切都解决了。

事实摆在眼前，即日册立太子，非常清晰，非常明显。

沈一贯欣喜若狂，他随即派人出去，通报了这一消息，于是举朝轰动了，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为这个等待了许久的胜利。

“争国本”就此落下帷幕。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闹腾得乌烟瘴气，还搞出了一个叫东林党的副产品。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它会有解决的一天。

然而这件事情，却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由最意想不到的人解决了，遭遇父亲冷落的朱常洛终于修成正果，荣登太子。

参考消息

民间疾苦甚，大婚耗费多

1601年，苦熬了十九年的皇长子终于册封太子，户部也奉诏筹备皇太子大婚。要说朱常洛虽然在政治上未曾展露过什么手脚，但是毕竟是皇长子。万历当年成婚，费银十七万两，也是个天文数字，但比起自己的儿子来实在花费得少了很多。四月，贵州旱情严重，米价爆涨，民众恐慌。皇太子筹备大婚，计费银二百二十一万两，其中珠宝占一百八十万两。太仓银库时余银一千九百两，户部因此上书，万历批示：“大典所用无数，实非得以不得缺误”。五月，民间烹子为食。

但此事之中，仍然存在着一个最大的疑问：为什么那封上疏，能够破解这个残局？

我不知道沈一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想了。

万历并不愚蠢，事实上，从之前的种种表现看，他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家，没有精神病史，心血来潮或是突发神经基本都可以排除，而且他的意图十分明显——立皇三子。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了这个经历十余年的痛骂、折腾，却坚持不懈的企图？

翻来覆去地审阅沈一贯的那封上疏，并综合此事发生前的种种迹象，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万历从来就不想立皇长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疑问在于，他知道希望很渺茫，也知道手底下这帮大臣都是死脑筋，为何还要顶着漫天的口水和谩骂，用拖延战术硬扛十几年？

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皇帝大人是不会吃这个苦的。

十几年来，他一直在等待两件事情的发生。然而这两件事他都没等到。

我曾经分析过，要让皇三子超越皇长子继位，修改出生证明之类的把戏自然是没用的，必须有一个理由，一个能够说服所有人的理由，而这个答案只能是：立嫡不立长。

只有立嫡子，才能压过长子，并堵住所有人的嘴。

但皇三子就是皇三子，怎样可能变成嫡子呢？

事实上，是可能的，只要满足一个条件——郑贵妃当皇后。

只要郑贵妃当上皇后，皇后的儿子自然就是嫡子，皇三子继位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是皇后只有一个，所以要让郑贵妃当上皇后，只能靠等，等到王皇后死掉，或是等时机成熟，把她废掉，郑贵妃就能顺利接位。

可惜这位王皇后身体很好，一直活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这一年万历驾崩），差点比万历活得还长。且她一向为人本分厚道，又深得太后的喜爱，要废掉她，实在没有借口。

第一件事是等皇后，第二件事是等大臣。

这事就更没谱了，万历原本以为免掉一批人，发配一批人，再找个和自己紧密配合的首辅，软硬结合就能把事情解决。没想到明代的大臣却是软硬都不吃，丢官发配的非但不害怕，反而很高兴。要知道，因为顶撞皇帝被赶回家，那是光荣，知名度噌噌地往上涨，值大发了。

所以他越严厉，越有人往上冲，只求皇帝大人再狠一点，最好暴跳如雷，这样名声会更大，效果会更好。

而首辅那边，虽然也有几个听话的，无奈都是些老油条，帮帮忙是可以的，跟您老人家下水是不可以的。好不容易拉了个王锡爵下来，搞了三王并封，半路人家想明白了，又跑掉了。

至于王家屏那类人，真是想起来都能痛苦好几天。十几年磨下来，人换了不少，朝廷越来越闹，皇后身体越来越好，万历同志焦头烂额，开始重新权衡利弊。

我相信，在他下定决心的过程中，有一件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应该在万历十四年（1586）之后。

有一天，李太后和万历谈话，说起了皇长子，太后问：你为何不立他为太子？

万历漫不经心地答道：他是宫女的儿子。

太后大怒：你也是宫女的儿子！

这就是活该了，万历整天忙里忙外，却把母亲的出身给忘了，要知道这位李老太太，当年也就是个宫女，因为长得漂亮才被隆庆选中，万历才当上了皇帝。如果宫女的儿子不能继位，那么万历兄是否应该引咎辞职呢？

万历当即冷汗直冒，跪地给老太太赔不是，好说歹说才糊弄过去。

这件事情，必定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皇后没指望，老太太反对，大臣不买账，说众叛亲离，丝毫也不过分。万历开始意识到，如果不顾一切强行立皇三子，他的地位都可能不保。

在自己的皇位和儿子的皇位面前，所有成熟的政治家都会作出同样的抉择。

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

这是一条真理。

就这样，沈一贯捡了个大便宜，不仅成就了册立太子的伟业，成为朝廷大臣拥戴的对象，他的名声也如日中天。

可你要说他光捡便宜，不作贡献，那也是不对的，事实上，他确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就在圣旨下达的第二天，万历反悔了，或许是不甘心十几年被人白喷了口水，或许是郑贵妃吹了枕边风，又找了借口再次延期，看那意思是不打算办了。

但朝廷大臣们并没有看到这封推辞的诏书，因为沈一贯封还了。

这位一贯滑头的一贯兄，终于硬了一回，他把圣旨退了回去，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万死不敢奉诏！”

沈一贯的态度，深深地震慑了万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

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皇帝陛下正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争国本”事件正式结束。

被压了十几年的朱常洛终于翻身，然而他的母亲，那位恭妃，却似乎永无出头之日。

按说儿子当上太子，母亲至少也能封个贵妃，可万历压根儿就没提这件事，一直压着，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朱常洛的儿子出世，恭妃才被封为皇贵妃。

但皇贵妃和皇贵妃不一样，郑贵妃有排场，有派头，而王贵妃不但待遇差，连儿子来看他，都要请示皇帝，经批准才能见面。

但几十年来，她没有多说过一句话，直到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那一天。

她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而朱常洛也获准去探望他，当那扇大门洞开时，她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二十九年前的那次偶遇，造就了她传奇的一生，从宫女到贵妃，再到未来的太后（死后追封）。

但是同时，这次偶遇也毁灭了她，因为万历同志很不地道，几十年如一日对她搞家庭冷暴力，既无恩宠，也无厚待，生不如死。

争国本事件始末

然而她并不落寞，也无悔恨。

因为她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

青史留名的太后也好，籍籍无名的宫女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母亲，在临终前看到了自己的儿子，看到他经历千难万苦，终于平安成人，这就足够了。

所以，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拉着儿子的衣角，微笑着说：

“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

这里使用的是史料原文，因为感情，是无法翻译的。

还有，其实这句话，她是哭着说的，但我认为，当时的她，很高兴。

王宫女就此走完了她的一生，虽然她死后，万历还是一如既往地混账，竟然不予厚葬，经过当时的首辅叶向高反复请求，才得到了一个谥号。

虽然她这一生，并没有什么可供传诵的事迹，但她已然知足。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只有母爱，是为了分离。

接受了母亲最后祝福的朱常洛还将继续走下去，在他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前，必须接受更为可怕的考验。

妖书

朱常洛是个可怜人，具体表现为出身低，从小不受人待见。身为皇子，别说胎教，连幼儿园都没上过，直到十二岁才读书，算半个失学儿童。身为长子，却一直位置不稳，摇摇摆摆到了十九岁，才正式册立为太子。

读书的时候，老师不管饭，册立的时候，仪式都从简，混到这个份儿上，怎个惨字了得。

他还是个老实人，平时很少说话，也不闹事，待人也和气，很够意思，但凡对他好的，他都报恩。比如董其昌先生，虽被称为明代最伟大的天才画家，但人品极坏，平日欺男霸女，鱼肉百姓，闹得当地百姓都受不了。但就是这么个人，因为教过他几天，辞官后还特地召回，给予优厚待遇。

更为难得的是，对他不好的，他也不记仇。最典型的就是郑贵妃，这位妇女的档次属于街头大妈级，不但多事，而且闹事，屡次跟他为难。朱常洛却不以为意，还多次替其开脱。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但历史无数次证明，在皇权斗争中，好人最后的结局，就是废人。

虽然之前经历风风雨雨，终于当上太子，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只要万历一天不死，朱常洛一天不登基，幕后的阴谋将永不停息，直至将他彻底毁灭。

现实生活不是电影，坏人总是赢，好人经常输，而像朱常洛这种老好人，应该算是稳输不赢。

可是这一次，是个例外。

事实证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两年后，麻烦就来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大到国家动荡，皇帝惊恐，太子不安，连老滑头沈一贯都被迫下台。

但有趣的是，惹出麻烦的，既不是朱常洛，也不是郑贵妃，更不是万历，事实上，幕后黑手到底是谁，直至今日，也无人知晓。

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一篇文章在朝野之间开始流传，初始还是小范围内传抄，后来索性变成了大字报，民居市场贴得到处都是，识字不识字的都去看，短短十几天内全国上下人人皆知，连买菜的老大娘都知道了，在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当年，传播速度可谓惊人。

之所以如此轰动，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实在是太过火爆。

此文名叫《续忧危议》，全篇仅几百字，但在历史上，它却有一个诡异的名字——“妖书”。

在这份妖书中，没有议论，没有叙述，只有两个人的对话，一个人问，一个人答。问话者的姓名不详，而回答的那个人，叫做郑福成。这个名字，也是文中唯一的主角。

参考消息

画家董其昌的“辉煌”往事

董其昌的好色在当时就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这位老爷子六十岁上，看中了佃户的女儿绿英，他的儿子竟然率众强抢绿英做自己的小妈。后来这件事情激起民愤，数度闹上公堂，竟然引得群众自发地抄了董其昌的家，还有人出了本册子，叫《民抄董宦事实》，里面评价董其昌“当问其字非颠米，画非痴黄，文章非司马宗门，翰非欧阳班辈，何得侥小人之幸，以滥门名”，董家经此一抄，“四宅焚如，家资若扫”，直可谓风流史上一大笑话耳！

文章一开始，是两个人在谈事，一个说现在天下太平，郑福成当即反驳，说目前形势危急，因为皇帝虽然立了太子，但那是迫于沈一贯的要求，情非得已，很快就会改立福王。

这在当年，就算是反动传单了，而且郑福成这个名字，也很有技术含量，郑贵妃、福王、成功三合一，可谓言简意赅。

之所以被称为妖书，只说说皇帝、太子，似乎还不合格，于是内阁的两位大人，也一起下了水。

当时的内阁共有三人，沈一贯是首辅，另外两人是沈鲤和朱赓。妖书的作者别出心裁，挑选了沈一贯和朱赓，并让他们友情客串，台词如下：

问：你怎么知道皇帝要改立福王呢？

郑福成答：你看他用朱赓，就明白了，朝中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一定要用朱赓呢，因为他姓朱，名赓，赓者，更也，真正的意思，就是改日更立啊（佩服，佩服）。

这是整朱赓，还有沈一贯同志：

问：难道沈一贯不说话吗？

郑福成答：沈一贯这个人阴险狡诈，向来是有福独享，有难不当，是不会出头的。

闹到这个份儿上，作者还不甘心，要把妖书进行到底，最后还列出了朝廷中的几位高官，说他们都是改立的同党，是大乱之源。

更为搞笑的是，这篇妖书的结尾，竟然还有作者署名！

落款者分别是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四川道御史乔应甲。

这充分说明，妖书作者实在不是什么良民，临了还要耍人一把。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相当有版权意识，在这二位黑锅的名下还特别注明，项应祥撰（相当于原著），乔应甲书（相当于执笔）。

这玩意儿一出来，大家都蒙了。沈一贯当即上书，表示自己非常愤怒，希望找出幕后主使人，与他当面对质，同时他还要求辞官，以示清白以及抗议。

而妖书上涉及的其他几位高级官员也纷纷上书，表示与此事无关，并要求辞职。

最倒霉的人是朱赓，或许是有人恶搞他，竟然把一份妖书放在了他的家门口。

这位朱先生是个厚道人，吓得不行，当即把这份妖书和自己的奏疏上呈皇帝，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我今年都快七十了，有如此恩宠已是意外，也没啥别的追求，现在竟然被人诬陷，请陛下让我告老还乡。

朝廷一片混乱，太子也吓得不行，他刚消停两年，就出这么个事，闹不好又得下去，整日坐卧不安，担惊受怕。

要说还是万历同志久经风雨，虽然愤怒，倒不怎么慌，先找太子去聊天，说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好好在家读书，别出门。

然后再发布谕令，安抚大臣，表示相信大家，不批准辞职，一个都别走。

稳定情绪后，就该破案了，像这种天字第一号政治案件，自然轮不上衙门捕快之类的角色，东厂锦衣卫倾巢而出，成立专案组，没日没夜地查，翻天覆地地查。

万历原本以为，来这么几手，就能控制局势，然而这场风暴，却似乎越来越猛烈。

首先是太子，这位兄弟原本胆小，这下更是不得了，窝在家里哪里都不去，唯恐出事。而郑贵妃那边也不好受，毕竟妖书针对的就是她，千夫所指，舆论压力太大，每日只能以泪洗面，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

内阁也不得消停。沈一贯和朱赓吓得不行，都不敢去上班，待在家里避风头。日常工作只有沈鲤干，经常累得半死。大臣们也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平时争个官位，抢个待遇的没啥，这个热闹却凑不得，虽说皇帝大人发话，安抚大家不让辞职，可这没准是放长线钓大鱼，不准你走，到时候来个一锅端，那就麻烦大了。

总而言之，从上到下，一片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认定，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确实如此。

这是明代历史上一件著名的政治疑案，至今仍无答案，但从各种蛛丝马迹之中，真相却依稀可辨。

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应该与郑贵妃无关，因为她虽然蠢，也想闹事，却没必要闹出这么大动静，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受罪。而太子也不会干这事，以他的性格，别人不来惹他就谢天谢地、求神拜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