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终于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加上最初上疏的李献可，那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他就免掉了十二位当朝官员

申时行在的时候，大家都说朝廷很乱，但等申时行走了，大家才知道，什么叫乱。

首辅走了，王锡爵不在，按顺序，应该是许国当首辅，可这位兄弟相当机灵，一看形势不对，写了封辞职信就跑了。

只剩王家屏了。

万历不喜欢王家屏，王家屏也知道皇帝不喜欢他，所以几乎在申时行走人的同时，也提出辞职。

然而万历没有批，还把王家屏提为首辅，原因很简单，这么个烂摊子，现在内阁就这么个人，好歹就是他了。

内阁总算有个人了，但一个还不够，得再找几个，搭个班子，才好唱戏。说起来还是申时行够意思，早就料到有这一天，所以在临走时，他向万历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时任吏部左侍郎赵志皋，另一个是原任礼部右侍郎张位。

这个人事安排十分有趣，因为这两个人兴趣不同，性格不同，出身不同。总而言之，就没一点共同语言。但事后证明，就是这么个安排，居然撑了七八年。申先生的领导水平可见一斑。

班子定下来了，万历的安宁日子也到了头。因为归根结底，大臣们闹腾，还是因为册立太子的事情，申先生不过是帮皇帝挡了子弹，现在申先生走了，皇帝陛下只能赤膊上阵。

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真正的总攻开始了。

礼部给事中李献可首先发难，上书要求皇帝早日批准长子出阁读书，而且这位兄台十分机灵，半字不提册立二字，全篇却都在催这事，半点把柄都不留，搞得皇帝陛下十分狼狈，一气之下，借口都不找了：

“册立已有旨意，这厮偏又来烦扰……好生可恶，降级调外任用！”

其实说起来，李献可不是什么大人物，这个处罚也不算太重，可万历万没想到，就这么个小人物，这么点小事儿，他竟然没能办得了。

因为他的圣旨刚下发，就被王家屏给退了回来。

作为朝廷首辅，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问题，可以退回去，拒不执行。这种权力，叫做封还。

封还就封还吧，不办就不办吧，更可气的是，王首辅还振振有词：

这事我没错，是皇帝陛下错了，因为李献可没说册立的事，他只是说应该出阁读书，你应该采纳他的意见，即使不能采纳，也不应该罚他，所以这事我不会办。

真是要造反了，刚刚提了首辅，这白眼狼就下狠手，万历恨不得拿头撞墙，气急败坏之下，他放了王家屏的假，让他回家休养去了。

万历的“幸福”生活从此拉开序幕。

几天后，礼部给事中钟羽正上疏，支持李献可，经典语言如下：

“李献可的奏疏，我是赞成的，请你把我一同降职吧（请与同谪）。”

万历满足了他的要求。

又几天后，礼部给事中舒弘绪上疏，发言如下：

“言官是可以处罚的，出阁读书是不能不办的。”

发配南京。

再几天后，户部给事中孟养浩上疏，支持李献可、钟羽正等人，相对而言，他的奏疏更有水平，虽然官很小（七品），志气却大，总结了皇帝大人的种种错误，总计五条，还说了一句相当经典的话：

“皇帝陛下，您坐视皇长子失学，有辱宗社祖先！”

万历气疯了，当即下令，把善于总结的孟养浩同志革职处理，并拉到午门，打了一百杖。

暴风雨就是这样诞生的。

别人也就罢了，可惜孟先生偏偏是言官，干的是本职工作，平白被打实在有点冤。

于是大家都愤怒了。

请注意，这个大家是有数的，具体人员及最终处理结果如下所列：

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上疏，被训斥。

吏科右给事中陈尚象上疏，被革职为民。

御史邹德泳、户科都给事中丁懋逊、兵科都给事中张栋、刑科都给事中吴之佳、工科都给事中杨其休、礼科左给事中叶初春，联名上疏抗议。万历大怒，将此六人降职发配。

万历终于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加上最初上疏的李献可，那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他就免掉了十二位当朝官员，这一伟大纪录，就连后来的急性子崇祯皇帝也没能打破。

事办到这份儿上，皇帝疯了，大臣也疯了，官服乌纱就跟白送的一样，铺天盖地到处乱扔，大不了就当老子这几十年书白读了，拼个你死我活只为一句话：可以丢官，不能丢人！

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礼部员外郎董嗣成、御史贾名儒、御史陈禹谟再次上疏，支持李献可，万历即刻反击，董嗣成免职，贾名儒发配，陈禹谟罚工资。

事情闹到这里，到底卷进来多少人，我也有点乱，但若以为就此打住，那实在是低估了明代官员的战斗力。

几天后，礼部尚书李长春也上疏了，对这位高级官员，万历也没客气，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谁知没多久，吏部尚书蔡国珍、侍郎杨时乔又上疏抗议，然而这一次，可以丢官，不可丢人万历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实在骂不动了。

皇帝被搞得奄奄一息，王家屏也坐不住了，他终于出面调停，向皇帝认了错，并希望能够赦免群臣。

想法本是好的，方法却是错的，好不容易消停下去的万历，一看见这个老冤家，顿时恢复了战斗力，下书大骂：

“自你上任，大臣狂妄犯上，你是内阁大学士，不但不居中缓和矛盾，反而封还我的批示，故意激怒我！见我发怒，你又说你有病在身，回家休养！国家事务如此众多，你在家躺着（高卧），心安吗？！既然你说有病，就别来了，回家养病去吧！”

王家屏终于理解了申时行的痛苦，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他连上八封奏疏，终于回了家。

这是一场实力不对等的较量，大臣的一句话，可能毫无作用，万历的一道圣旨，却足以改变任何人的命运。

然而万历失败了，面对那群前仆后继的人，他虽然竭尽全力，却依然失败了，因为权力并不能决定一切——当它面对气节与尊严的时候。

王家屏走了，言官们暂时休息了，接班的赵志皋比较软，不说话。万历正打算消停几天，张位又冒出来了。

这位次辅大人再接再厉，接着闹，今天闹出阁讲学，明天闹册立太子，每天变着法地折腾皇帝。万历同志终于顶不住了，如此下去，不被逼死，也被憋死了。

必须想出对策。

考虑再三，他决定去找一个人，在他看来，只有这个人才能挽救一切。

万历二十一年（1593），王锡爵奉命来到京城，担任首辅。

拉锯战

王锡爵，字元驭，苏州太仓人。

嘉靖四十一年（1562），他二十八岁，赴京赶考，遇见申时行，然后考了第一。

几天后参加殿试，又遇见了申时行，这次他考了第二。

据说他之所以在殿试输给申时行，不外乎两点，一是长得不够帅，二是说话不够滑。

帅不帅不好说，滑不滑是有定论的。

自打进入朝廷，王锡爵就是块硬骨头，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夺情，大家上书闹，他跑到人家家里闹，逼得张居正大人差点拔刀自尽。吴中行被打得奄奄一息，大家在场下吵，他跑到场上哭。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不守孝回京办公，大家都庆贺，他偏请假，说我家还有父母，实在没有时间工作，要回家尽孝。张居正恨得直磨牙。

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病重，大家都去祈福，他不屑一顾。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逝，反攻倒算开始，抄家闹事翻案，人人都去踩一脚，这个时候，他说：

“张居正当政时，做的事情有错吗？！他虽为人不正，却对国家有功，你们怎能这样做呢？！”

万历十三年（1585），他的学生李植想搞倒申时行，扶他上台，他痛斥对方，请求辞职。

三年后，他的儿子乡试考第一，有人怀疑作弊。他告诉儿子，不要参加会试，回家待业。十三年后他下了台，儿子才去考试，会试第二，殿试第二。

他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

所以在万历看来，能收拾局面的，也只有王锡爵了。

王大人果然不负众望，到京城一转悠，就把情况摸清楚了，随即开始工作，给皇帝上了一封密信。大意是说，目前情况十分紧急，请您务必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册立太子，绝不能再拖延了，否则我就是再有能耐，也压制不了！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万历再没敢随便找人修电脑，而是专程派了个太监，送来了自己的回信。

可王锡爵刚打开信，就傻眼了。

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

“看了你的奏疏，为你的忠诚感动，我去年确实说过，今年要举行册立大典，但是（注意此处），我昨天晚上读了祖训（相当于皇帝的家规），突然发现，里面有一句训示：立嫡不立长。我琢磨了一下，皇后现在年纪还不大，万一将来生了儿子，怎么办呢？是封太子，还是封王？”

“如果封王，那就违背了祖训，如果封太子，那就有两个太子了。我想来想去，想了个办法，要不把我的三个儿子一起封王，等过了几年，皇后没生儿子，到时候再册立长子也不迟。这事我琢磨好了，既不违背祖制，也能把事办了，很好，你就这么办吧。”

阶级斗争又有新动向了，很明显，万历同志是很动了一番脑筋，觉得自己不够分量，把老祖宗都搬出来了，还玩了个复杂的逻辑游戏，有相当的技术含量，现解析如下：

按老规矩，要立嫡子（皇后的儿子）。可是皇后又没生儿子，但皇后今天没有儿子，不代表将来没有，如果我立了长子，嫡子生出来，不就违反政策了吗？但是皇后什么时候生儿子，我也不知道。与其就这么拖着，还不如把现在的三个儿子一起封了了事，到时再不生儿子，就立太子。先封再立，总算对上对下都有了交代。

王锡爵初一琢磨，就觉得这事有点玄，但听起来似乎又只能这么办，思前想后，他也和了稀泥，拿出了两套方案。

方案一：让皇长子拜皇后为母亲，这样既是嫡子又是长子，问题就解决了。

方案二：按照皇帝的意思，三个儿子一起封王，到时再说。

附注：第二套方案，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

上当了，彻底上当了。

清醒了一辈子的王大人，似乎终于糊涂了，他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跳入了一个陷阱。

事实上，万历的真正目标，不是皇长子，而是皇三子。

他喜欢郑贵妃，喜欢朱常洵，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立太子，搞三王并封，把皇长子、三子封了王，地位就平等了，然后就是拖，拖到大家都不闹了，事情也就办成了。

至于所谓万不得已，采用第二方案，那也是句废话，万历同志这辈子，那是经常地万不得已。

总之，王锡爵算是上了贼船了。

万历立即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并命令王锡爵准备执行。

经过长时间的密谋和策划，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六日，万历突然下发圣旨：

“我有三个儿子，长幼有序，但问题是，祖训说要立嫡子，所以等着皇后生子，一直没立太子。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特将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全部封王，将来有嫡子，就立嫡子，没嫡子，再立长子，事就这么定了，你们赶紧去准备吧。”

圣旨发到礼部，当时就炸了锅。这么大的事情，事先竟没听到风声，实在太不正常，于是几位领导一合计，拿着谕旨跑到内阁去问。

这下连内阁的赵志皋和张位也惊呆了，什么圣旨，什么三王并封，搞什么名堂？！

很明显，这事就是王锡爵办的，消息传出，举朝轰动，大家都认定，朝廷又出了个叛徒，而且还是主动投靠的。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万历已经很久不去找（幸）皇后了，生儿子压根儿就是没影的事，所谓三王并封，就是扯淡。大家都能看出来，王锡爵你混了几十年，怎么看不出来？分明就是同谋，助纣为虐！

回头再说皇帝，你都说好了，今年就办，到时候竟然又不认账，搞个什么三王并封，我们大家眼巴巴地盼着，又玩花样，你当是耍猴子呢？！

两天之后，算账的人就来了。

光禄寺丞朱维京第一个上疏，连客套话都不说，开篇就骂：

“您先前说过，万历十九年（1591）就册立太子，朝廷大臣都盼着，忽然又说要并封，等皇后生子。这种说法，祖上从来就没有过！您不会是想愚弄天下人吧！”

把戏被戳破了，万历很生气，立即下令将朱维京革职充军。

一天后，刑部给事中王如坚又来了：

“十四年时，您说长子幼小，等个两三年。十八年时，您又说您没有嫡子，长幼有序，让我们不必担心。十九年时，您说二十年就册立。二十年时，您又说二十一年举行。现在您竟然说不办了，改为分封，之前的话您不是都忘了吧，以后您说的话，我们该信那一句？”

这话杀伤力实在太大，万历绷不住了，当即把王如坚免职充军。

已经没用了，什么罚工资、降职、免职、充军，大家都见识过了，还能吓唬谁？

最尴尬的，是礼部的头头脑脑们，皇帝下了圣旨，内阁又没有封还，按说是不能不办的。可是照现在这么个局势，如果真要去办，没准自己就被大家给办了。想来想去，搞了个和稀泥的方案：三王并封照办，但同时也举行册立太子的仪式。

方案报上去，万历不干：三王并封，就为不立太子，还想把我绕回去不成？

既然给面子皇帝都不要，也就没啥说的了。礼部主事顾允成、工部主事岳元声、光禄寺丞王学曾等人继续上疏，反对三王并封，这次万历估计也烦了，理都不理，随他们去。

于是抗议的接着抗议，不理的照样不理，谁也奈何不了谁。

局面一直僵持不下，大家这才突然发觉，还漏了一个关键人物——王锡爵。

这事既然是王锡爵和皇帝干的，皇帝又不出头，也只能拿王锡爵开刀了。

先是顾允成、张辅之等一群王锡爵的老乡上门，劝他认清形势，早日解决问题。然后是吏部主事顾宪成代表吏部全体官员写信给王锡爵，明白无误地告诉他：现在情况很复杂，大家都反对你的三王并封，想糊弄过去是不行的。

王锡爵终于感受到了当年张居正的痛苦，不问青红皂白，就围上来群殴，没法讲道理，就差打上门来了。

当然，一点也没差，打上门的终究来了。

几天之后，礼部给事中史孟麟、工部主事岳元声一行五人，来到王锡爵办公的内阁，过来只干一件事：吵架。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还算不错，史孟麟首先发言，就三王并封的合理性、程序性一一批驳，有理有节，有根有据。

事情到这儿，还算是有事说事，可接下来，就不行了。

因为王锡爵自己也知道，三王并封是个烂事，根本就没法辩，心里理亏，半天都不说话。对方一句句地问，他半句都没答，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了：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岳元声即刻回答：

“请你立刻收回那道圣旨，别无商量！”

接着一句：

“皇上要问，就说是大臣们逼你这么干的！”

王锡爵气得不行，大声回复：

“那我就把你们的名字都写上去，怎么样？！”

这是一句威胁性极强的话。然而岳元声回答的声音却更大：

“那你就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充军也好，廷杖也好，你看着办！”

遇到这种不要命的二愣子，王锡爵也没办法，只好说了软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