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鸣惊人（1 / 2）
第七章 一鸣惊人
A、处女作电视剧《女兵交响曲》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由香港拍摄的两部电视剧，曾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造成了万人空巷。一部是《上海滩》；另一部是《霍元甲》。这两部电视剧跌宕起伏的故事、扣人心弦的情节、悬念丛生的结构，令人至今难忘。在大家都在称赞男女主角周润发、赵雅芝和黄元申、米雪精湛绝伦的演技的时候，我却更钦佩这两部电视剧的编剧。
常言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是编剧们构思了故事、设置了悬念、安排了情节、编写了对白，为演员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也就是在那时，我就有了一个天真大胆的想法：今后我也要创作电视剧，让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华人，在茶余饭后围坐在电视机旁收看我写的电视剧。
人生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机遇与挑战，以何种态度去面对它们，对事态的发展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一件似乎无望的事情，悲观者只会看到凄凉，而乐观者却能发现另外的机会。
梦想是起点，有行动才能让梦想起飞，到达终点。
在青岛当兵时，我在《青岛日报》上读到一篇介绍一位残疾人的文章，讲述了主人公身残志坚，经过不懈的努力创作出一部名叫《家风》的电视剧本，被天津电视台拍摄成电视剧的事迹。根据文章提供的线索，我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位作者，详细了解了剧本的创作经过。得知这个被拍摄的剧本，是他经历了无数次退稿后，不断地修改创作被采用的。他那种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在潍坊当兵时，我看到《大众日报》上介绍了隶属潍坊的昌邑县一个农民，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创作了一部反映农村义务教育的电视剧本，被山东东电视台拍摄成了电视剧。我又利用星期天到昌邑县农村，找到了这个农民作者，了解到他在吃饭都成问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创作，终于取得了成功。调到济南后，我听说原某军坦克团政治处毛干事转业到省《戏剧丛刊》杂志社后，创作了电视剧本《三杯酒》，被山东电视台拍摄播出后，引起了好评。我多次找到毛干事，虚心向他请教电视剧的创作经验。
有一篇介绍方义华的报告文学（电影《月亮湾的笑声》的编剧），说他曾经是一位退伍战士，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在创作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使我深受感动。我把这篇文章认认真真地抄在日记本上，以此来鼓励自己。
电视剧是一门家庭艺术。好看，故事性强，才能吸引人观看，才能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在不断地积累后，我的创作冲动愈加强烈。
省军区直工处分管的有线连是一个男女混编连队。处于青春萌动期的青年男女，在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常常发生一些让人预想不到的故事。于是，我通过大量的了解采访后，创作了第一部电视剧处女作《女兵交响曲》。在经过了反复的修改后，我寄给了山东电视台、河北电视台、天津电视台等拍摄单位。没过多久，收到的全是打印好的退稿信。
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我感到自己简直是天真可笑，电视剧那是一般的人可以驾驭得了的吗？
B、魂牵梦绕沂蒙山
1987年的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随省军区领导去了一趟沂蒙山区。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唱“沂蒙山小调”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看，风吹那个草低哎，见牛羊。高粱那个红来哎，豆花香，万担那个谷子哎，堆满场。咱们的共产党哎，领导好，沂蒙山的人民哎，喜洋洋。”
这首歌曲，据说诞生的背景是这样的：1940年初，正值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沂蒙抗日根据地建立不久，日寇经常“扫荡”，以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为首的顽固派也时常破坏抗日根据地。他们利用当地反动势力——黄沙会，与我抗日军民对抗。为扫除抗日障碍，我费东工委和行署，向黄沙会会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教育工作，但由于反动派的严密控制，都未能奏效。最终，我军不得不决定使用武力解决。当时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的任务就是以文艺宣传为武器，积极配合这一行动，全团一面在前线开展对敌人的政治攻势，一面深入到黄沙会最盛行的沙沟峪、马头崖等地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教育，同时搜集创作素材。《沂蒙山小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上白石屋村一间简阻的民房里创作出来的。歌曲一经传出，就以其通俗、易懂、生动的歌词，美妙动听的曲调，很快传遍了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渤海各抗日根据地，受到了广大军民的普遍喜爱。以后又流传到华北、东北各抗日根据地。1964年，华东地区举行民歌会演时，韦友芹用她那甜润的歌喉，演唱了《沂蒙山小调》，受到陈毅和其他中央首长的称赞，后被录制成唱片，又一次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我也是被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和那诗意的歌词所深深陶醉，一唱起来，就神采飞扬。
可是，当我真正来到沂蒙山，从沂水、蒙阴、沂源到沂南、费县，一路上的景象，却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小雨渐渐沥沥地下着，连绵起伏的沂蒙山笼罩在一片淡淡的烟雾中。在这片染血的土地上，散布着一个个孤零零的小村落，一个个地道的用石头砌成的“封闭山国”。眼前，一座座用石块垒成的阴暗潮湿的草屋；一个个打满铜子的水瓮、瓦罐；一张张铺着破席的土炕；一块块碎布凑成的被子；苦涩的糊糊、用地瓜干做成的煎饼……
呵，沂蒙山，魂牵梦绕的革命老区……
四十年前，我军高级将领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同志曾在这里指挥过著名的孙祖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这里低矮的草房、普通的石桌、石凳，都铭刻着千古流芳的壮丽诗篇。
这是一个久为传颂的故事。京剧《红嫂》、舞剧《沂蒙颂》说的是一位大嫂用乳汁救活八路军伤员的事。戏剧中那个红嫂的生活原型名叫祖秀莲。
当我们去见这位英雄妈妈时，她已去世一年多了。我听到的只是人们告诉我的她生前留下的红嫂故事的续篇。
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故事了，一位青年汉子用扁担挑着铺盖卷，在沂蒙山走村串户，一双力穿山石的眸子喷射着思念的火焰，每到一家他就问：“你见到俺娘了吗？”
这位青年汉子就是当年被祖秀莲救活的八路军伤员郭武士。解放后，上级把郭武士安排在他的家乡——山西省太原市的一个领导岗位上工作。然而，他却辞去了职务，告别了父老乡亲，踏上了寻母的旅途。
从山西到山东，路途遥遥，郭武士凭着参军后练就的“铁脚板”，不知翻过了多少座山，也不知涉过了多少条河，凭着当时的记忆，终于在第三个年头的春天，在沂南县院东头乡桃颗子村找到了日夜盼望的“母亲”。
这时的祖秀莲己失去老伴多年，一个儿子也早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几年来，这位被世人传颂的老妈妈，只身过着清苦的生活。此时此刻，郭武士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扑通”一声脆倒在祖秀莲的面前，泪水沾湿了母亲的衣襟。那郁积在心头多年的思念之火一下喷射出来：“娘！娘！我终于找到您了……”
一时间，祖秀莲昏花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她仔细地听着那似在遥远梦中的喊声，用衣襟擦了擦双眼，哦，认出来了，是他，是那个在自己家中养了个把月伤的小郭子。
郭武士望着祖秀莲，见大娘老了，瘦了，心里阵阵辛酸：“娘，俺来晚了，让您老人家受苦了……”
从此，这位妈妈的东墙边又盖起一间新茅屋。在这间狭小的屋里郭武士娶了亲，成了家，生下了沂蒙山的后代。
从此，郭武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这位沂蒙山母亲朝夕相伴，直到送老人走完人生的最后路程。使郭武士遗憾的是，就是这位用奶水把他救活的母亲，直到临终时，照片也没留下一张；县城也没去过一次，甚至连白面馍馍也没吃上，就带着对“红五星”的美好记忆，带着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去了。
这是怎样的母亲啊，她们奉献于革命的极多，要求于人间的却是那样微薄。
郭武士自感心中有愧。虽然这位放弃高宫、放弃优越城市生活的战士，在这不通电、不通水的山沟里；在这一家人只有4.7分的薄地里尽了心、尽了力、尽了对母亲的一腔赤子之情。
那一天，我来到“红嫂”的墓地，那是一个农村常见的坟头，土家上长满了杂草，没有花圈、没有丰碑，只有一棵山里红长得格外茂盛。晶莹的露珠，从枝叶上滴下如深情的泪水，一滴一滴……
我失声痛哭了。
良久，我按沂蒙山传统的方式，在坟前磕了3个响头，掬起一捧黄土洒在坟上，缓缓地站起来，以军人特有的神圣，默默伫立3分钟。然后，慢慢地举起右手，为九泉下的“红嫂”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在沂蒙山区的日子，我有幸见到了一位活着的“红嫂”，她叫赵传春。
赵传春，1938年入党，是一位出色的地下交通员，日寇曾多次出金条捉拿她。在1942年的一次反“扫荡”中，赵传春抱着3个月的婴儿躲进山里，夜深回家时在路上发现了一个血流满面的八路军伤员。怎么办？一边是亲生的婴儿，一边是生命垂危的战士，母亲的心在作着痛苦的抉择。最终她噙着泪水将婴儿放在山洞，用草盖好，毅然背起伤员踏上了归家的山路。未走几步，身后传来了婴儿哇哇的哭声。被哭声惊醒的伤员猛地从她身上溜下来，说什么也不肯再走。“快走吧，孩子等会我再回来抱。”赵传春催促着，她咬紧牙关吃力地把伤员重又背在身上回到家，精心地给伤员包扎好伤口。把一切处理要当后，她匆匆返回山洞里找到孩子时，这个来到人间才3个多月的婴儿，腹部被日本兵挑了4刀，细小的肠子嘟噜在外面，血流一地。顿时，赵传春如五雷轰顶，一下子晕倒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少时辰，醒来的赵传春脱下上衣，把孩子紧紧地包起来抱在怀中，泪水刷刷地流个不停。此刻，她不能放声大哭，山洞外有日军在游动。她的上牙深深地扎进下唇里，吐出一口口鲜血。她抱着孩子来到一个碎石岗上，双手拼命扒出一个坑，把孩子小心地放下去，用手埋好，作好记号，这才昏昏沉沉地走回家中。
伤员见双眼红肿的赵传春只身回来，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抽泣着，口中喃喃地重复一句话：“你不该把孩子留下，留下的该是我呀！”
赵传春这时反倒没有了眼泪，话语异常平静：“你养好了伤能打鬼子，他还是个孩子，能干啥？”
“再小也是命啊！”伤员抽泣着说：“大哥回来，你怎么向他交待？”
“他？”赵传春哽咽：“孩子没出世他就让鬼子给打死了。”
“……”伤员张了张嘴，再没说什么。
二十多天以后，伤员养好伤，要去追赶部队，临行前，眼里闪着泪花，从衣袋里掏出一枚军功章递给赵传春。“没有别的送你，这枚军功章是我用生命换来的，送你作定亲物吧！”
“胡说啥？”赵传春愣了。
“不是胡说，这是我的真心话。”
“是因为俺救了你，想报恩？那你就狠狠打鬼子吧！”
“咋？你看不上我？”伤员呆呆地望着她。
“不！是俺自己配不上你。”赵传春摇摇头。
“别说了，等着我！”伤员上前紧紧握住赵传春的手，泪流满面……
赵传春泪水涟涟送走了南下的伤员。从此，她夜思梦想，等啊，等啊，山茶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她从27岁一直等到了67岁，整整40年啊！伤员仍没回来。
1955年8月的一天，赵传春突然接到一张200元的汇款单，没有汇址，她想一定是他寄来的，因为她外面没有任何亲人。赵传春说：“他一定很忙，不然怎么连他的地址也忘了写，等他忙完了国家大事，一定会回来的。”她把钱取出来，跟那枚军功章一块放在枕头底下，一分一文都舍不得花。
1979年的秋季，村里遭了旱灾，赵传春的2.3分地里颗粒无收，眼看着断粮。一个漆黑的夜晚，她到已故丈夫的坟头上痛哭了一场，用铁锹扒出坟上的砖，换成了粮食。
直到今天，这位为革命献出了丈夫和儿子的老妈妈，一个人仍孤独度日，她该有多少向人倾诉的苦衷啊！
她思念亲人。她每天带着那枚军功章和200元钱，呆呆地站在村口，她还在盼，盼，盼……
她渴念着火红的生活。
也许是因为“红嫂”的缘故，下面所讲的几位老汉，人们曾给他们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红哥”。
初次见到吕占瑞，他的形象使我一下子想起了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在他的人生旅途中，的确也有一段带有浪漫色彩的经历。1942年参军，1945年提为连长，他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作战……一直打到海南岛的鱼鳞港。鱼鳞港就是人们传说中的天涯海角啊！十年征战弹痕累累，就连朝鲜战场上也留下了他保家卫国的足迹。从朝鲜回国后，吕占瑞感到无仗可打了，自己又认不了几个字，不是当官的料，便辞去职务，带着一大包军功章回到了沂蒙山。
30多年过去了，这位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住的还是老人遗留下来的草房，吃的还是硬梆梆的煎饼。如今，他那受伤的腿已吃不住多少力了，但还要终日劳碌。老伴死得早，他拉扯着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儿子又都是光棍汉。
我去见他时，豆大的油灯下，一家老少三条光棍躺在炕上，盖着一床被子，正讲着那打鬼子的故事……
告别吕占瑞老汉，由村支书引路，我来到李得老汉的家。一进门，头一下撞在上面的门框上。正在吃饭的李得忙把我扶进屋，说：“你看这是怎么说的，你们城里人不习惯……”
我们进屋坐定后李得继续用饭，用他仅剩下的3颗牙嚼着地瓜干摊的硬梆梆的煎饼。嚼的是那样费力，那样艰难，一时间也嚼碎了我少年的梦。哦，沂蒙山，撩人情怀的山；沂水河，撩人情思的河……
此刻，我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一顿饭曾吃20张煎饼，一下背起一个大个子伤员、两支步枪、4颗手榴弹、一颗大地雷，加起来200多斤的李得吗？无情的岁月已使这位一米八二的巨人身躯佝偻起来，极难想像他年轻时的英姿。我掏出一颗带嘴的香烟递过去，李得摆摆手，没接。他拿出长烟袋吸起来，刚吸了几口就剧烈地咳嗽。
“什么烟，这么呛？”我奇怪地问。
“树叶。”支书低声说。
“庄户人不讲究。”李得老汉像是听到了支书的话。
谈起现在的生活，李得老汉告诉我：“好哇，好哇，托党的福。现在没有鬼子糟害，没有国民党压迫，再也不用‘跑反’了，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他真诚地作答。
“还吃地瓜干？”我问。
“这就不错了，前几年老吃国家救济粮，也把国家拖累得不轻啊！”李得负疚地说。
李得是沂蒙山著名的民兵战斗模范。他救护八路军伤员的事，曾被传为佳话。那是在三十多年前的鲁南战役中，他冒着生命危险，接连从战场上背下3名女伤员，一个个背回家，熬药喂饭；天亮了，再一个个背进山洞，隐藏起来。敌人3次“围剿”，4次“扫荡”都没能找到这3位女伤员。其中一位患重病的女伤员，他整整护理了3年。3年啊！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该有多少风风雨雨啊！
李得有3个儿子，因娶不上媳妇都先后去东北，在那里安了家。李得和老伴都是70多岁的人了，还要披着太阳、顶着星光，耕耘播种。儿子来信让他们去东北，他说：“这里每个山头上，都有共产党的骨头，共产党的血，俺舍不得！”
话说得很坚决。
沂蒙山人呵！有人说你是挂满勋章的乞丐。是这样吗？你们有的是勋章，可你们从来没有乞讨过。你们有功于革命，有功于人民，却从不居功自傲。你们痴情于自己的土地，你们博大的胸襟只有奉献！
我来到沂水县的云头峪村采访的时候，是一个上午。村里静情悄看不到一个人。一支歌儿顺风飘来：
“俺的家靠山坡呀，
八路常从俺这儿过。
爸爸下山去挑水，
我到山上拾柴禾。
拾柴禾呀拾柴禾，
给俺的亲人烧水喝。”
唱歌的是一位十多岁的小姑娘。她身背柴筐，正和几个小朋友向这边走来。我急忙迎上去。
“你们村的人呢？”
“下山挑水去了。”她爽快地说。
“到山下什么地方？”
“好远哪！”她指指山下说：“你看，上来了。”
光秃秃的山坡泛着黄色，一条隐隐约约的羊肠小路从山底搭到山顶，一支由老人、小孩提着水罐，小伙子、大姑娘挑着水桶的队伍在艰难地攀登。没有嬉笑，没有欢颜，只是默默地缓缓地走着。
云头峪曾是“星星之火”的发源地。山东省委机关曾设在这里。1939年1月1日，《大众日报》也是在这个村子里诞生的。我在低矮的草房里找到了当年报社的房东陈中芳大娘，她给我讲述了三十多年来这里盼水的故事。
水源奇缺的云头峪，近三十多年里，全村有250多人为挑水而摔死摔伤。这里流传着“云头云头吃水愁，一天一担水等到落日头”的歌谣。在云头峪一瓢水要派4次用场：先洗菜，再洗脸，然后洗衣，最后拌猪食。
云头峪人走亲戚，肩上担子一头挑馒头，一头挑着水；就连小学生上学也不忘给老师灌一瓶凉水，因为老师没有时间下山挑水。
一位战争年代腿部负伤的70多岁的老人，用水全靠村里年轻人救济，时间久了，老人内心不安，以后洗脸时，便先点着一堆柴禾，自己坐在边上烤，等脸上烤出汗来，用毛巾擦一擦就算完事。
1982年8月的一天，这里一户人家不慎失火，因没有水救，火势不断蔓延，全村人眼睁睁看着20多间房被烧光。
1983年农历8月15日，村里人张兴泉的两个十多岁的女儿张国华和张国英，眼看着家里断了水，生病的父亲又不能去挑，为了过好中秋节，两人偷偷到山上的水库去提水，姐姐国华不慎落水，妹妹国英上前去搭救，结果双双坠入库底。母亲听到噩耗，精神崩溃了。她一路喊着，叫着，跌跌撞撞地跑到水库边，纵身跳入库中去捞女儿，从此，再也没有上来。中秋之夜，张兴泉病卧床榻，面对孤灯，泪哭干了，心哭碎了。
为了解决水的问题，沂蒙人民尽了极大的努力。解放以来，他们集资10多万元，打了百多眼井，无奈都是干窟窿。
10多万元，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一个演员偷税漏税补交的税款也许比这还要多，一个个体户的私囊也许也比这还要大。然而，对于沂蒙山人，这可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据有关部门统计：沂蒙山区每个县人均年收入150元以下的就有120万人，占6个县总人口的27.9%，其中年收入50元以下的有23万人。
50元呀！是一条烟？一瓶酒？是小孩的一个玩具？是姑娘的一件衣衫？……
水，沂蒙山人朝思暮想的水呵，他们挤出微薄的收入打出一眼眼枯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依旧与水无缘。整个沂蒙山仍有35%的人，生活在干渴之中。
有人说，沂蒙山人是不知流泪的民众。是啊！多少年了，沂蒙山的人民把血洒向蒙山，把泪抛向了沂河，血贫缺了，泪干涸了，他们依然盼望着，盼望着清凉甘美的生命之水。这仅仅是生存的本能使然吗？沂蒙山人民在战争年月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在向新生活进军中也不会弯下铁一般的脊梁。他们在向贫困宣战！
然而，他们又多么需要帮助和支持啊，像当年他们支援革命那样。
1984年冬，村支书突然想起了陈毅元帅。那是40年前的事了：那年杨支书在河滩上收瓜，一个八路军小鬼到河边饮马。他给了小鬼一个瓜，谁知过了不久，小鬼又把瓜送回来，说首长把他好一顿批。他问首长是谁，小鬼说是陈毅。他一听急忙挑了几个好瓜，跟小鬼一块到了陈毅司令部。陈老总抓着他的胳膊说：“老乡哟，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占你的便宜。”说着他拿出一块银元递给他。他不接，说：“你们为了我们过好日了，命都豁上了，这几个瓜算什么？”陈老总硬塞给他：“拿着，留个纪念吧？！今后遇到什么困难拿着它去找我。不然，我可不认你哟！”
如今，他拿出珍藏40年的那块银元紧紧地攥在手里，像攥着希望。他决定去找陈毅元帅，谈谈沂蒙山人的心里话，谈谈水……
听说去找陈老总，全村人纷纷来凑路费。就这样他背起一摞煎饼，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城。他整整转了一天，傍晚时来到中南海的西门。警卫战士拦住了他。他不依，拿出了那块银元，说要找陈毅。战士愣了，说陈毅同志早去世了。他惊愕了，哽咽了。
怎么可能呢？他记得真真切切。1949年7月1日，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党的生日庆祝会上，他作为沂蒙山的代表被邀上主席台，亲耳聆听了陈老总那满怀激情的讲话：“……我们在华东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可以说是沂蒙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用担架抬出来的，用小米喂出来的。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沂蒙人民！我代表全体战士感讲沂蒙父老……”陈老总说着深深地鞠了个躬。
多么好的人哪！怎么就去了呢？他擦去眼里的泪花，说：“那么，我找粟裕将军，当年他就住在俺家里。”战士说：“粟裕将军也去世了。”他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唯有泪水刷刷而下。过了好一会儿，他鼓足勇气说：“那么，我——我……我找党……”
警卫战士沉默了。
他是个沂蒙后生。曾几何时，他就是穿着撑不起来的军装，离开那低矮潮湿的草房的，自然深知家乡的景况。他望着从家乡来的这位质朴、执著的老人，不由地流下了泪水。
1987年7月12日，原济南军区政委、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第四次来到沂蒙山。这里的一切他都感到格外熟悉，格外亲切，格外新鲜。
他时而久久伫立极目远眺，时而在羊肠小路上穿行。心里骤然飘起激烈的枪声、湍急的水声、冲锋的喊杀声。他来到烈士陵园，悼念和慰藉先烈的英灵；他四处找寻，找寻那似乎淡漠了的记忆。
在南麻战斗中。18岁的他，拎着在孟良菌战斗中从敌人手中夺来的卡宾枪，腰系6颗手榴弹，和战士们一起在枪弹的呼啸中追击敌人，不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膝下的动脉。血泉水般地涌出来。他忍受着巨痛一步一步向前爬去，血染了一片又一片。爬出3里多路，他昏迷了过去。
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忽闪忽闪的担架上，不久又转到吱吱的独轮车上。朦朦胧胧中，他看到两个赤臂的老乡拉着车，一个清瘦的老人架着车，在急速地走着。
独轮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敌人的飞机来了，乱扔炸弹，3位老乡不约而同地用身子护住他；每走到一个村子，3位老乡总是找些盐水为他洗伤口，找些吃的让他填肚子。
“如果没有这3位老乡，就没有我迟浩田，我一定要报答沂蒙人民的救命之恩。”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1985年初夏，迟浩田刚刚就任济南军区政委不久，就匆匆忙忙地去偿还他三十多年的夙愿了。
A、处女作电视剧《女兵交响曲》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由香港拍摄的两部电视剧，曾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造成了万人空巷。一部是《上海滩》；另一部是《霍元甲》。这两部电视剧跌宕起伏的故事、扣人心弦的情节、悬念丛生的结构，令人至今难忘。在大家都在称赞男女主角周润发、赵雅芝和黄元申、米雪精湛绝伦的演技的时候，我却更钦佩这两部电视剧的编剧。
常言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是编剧们构思了故事、设置了悬念、安排了情节、编写了对白，为演员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也就是在那时，我就有了一个天真大胆的想法：今后我也要创作电视剧，让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华人，在茶余饭后围坐在电视机旁收看我写的电视剧。
人生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机遇与挑战，以何种态度去面对它们，对事态的发展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一件似乎无望的事情，悲观者只会看到凄凉，而乐观者却能发现另外的机会。
梦想是起点，有行动才能让梦想起飞，到达终点。
在青岛当兵时，我在《青岛日报》上读到一篇介绍一位残疾人的文章，讲述了主人公身残志坚，经过不懈的努力创作出一部名叫《家风》的电视剧本，被天津电视台拍摄成电视剧的事迹。根据文章提供的线索，我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位作者，详细了解了剧本的创作经过。得知这个被拍摄的剧本，是他经历了无数次退稿后，不断地修改创作被采用的。他那种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在潍坊当兵时，我看到《大众日报》上介绍了隶属潍坊的昌邑县一个农民，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创作了一部反映农村义务教育的电视剧本，被山东东电视台拍摄成了电视剧。我又利用星期天到昌邑县农村，找到了这个农民作者，了解到他在吃饭都成问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创作，终于取得了成功。调到济南后，我听说原某军坦克团政治处毛干事转业到省《戏剧丛刊》杂志社后，创作了电视剧本《三杯酒》，被山东电视台拍摄播出后，引起了好评。我多次找到毛干事，虚心向他请教电视剧的创作经验。
有一篇介绍方义华的报告文学（电影《月亮湾的笑声》的编剧），说他曾经是一位退伍战士，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在创作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使我深受感动。我把这篇文章认认真真地抄在日记本上，以此来鼓励自己。
电视剧是一门家庭艺术。好看，故事性强，才能吸引人观看，才能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在不断地积累后，我的创作冲动愈加强烈。
省军区直工处分管的有线连是一个男女混编连队。处于青春萌动期的青年男女，在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常常发生一些让人预想不到的故事。于是，我通过大量的了解采访后，创作了第一部电视剧处女作《女兵交响曲》。在经过了反复的修改后，我寄给了山东电视台、河北电视台、天津电视台等拍摄单位。没过多久，收到的全是打印好的退稿信。
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我感到自己简直是天真可笑，电视剧那是一般的人可以驾驭得了的吗？
B、魂牵梦绕沂蒙山
1987年的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随省军区领导去了一趟沂蒙山区。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唱“沂蒙山小调”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看，风吹那个草低哎，见牛羊。高粱那个红来哎，豆花香，万担那个谷子哎，堆满场。咱们的共产党哎，领导好，沂蒙山的人民哎，喜洋洋。”
这首歌曲，据说诞生的背景是这样的：1940年初，正值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沂蒙抗日根据地建立不久，日寇经常“扫荡”，以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为首的顽固派也时常破坏抗日根据地。他们利用当地反动势力——黄沙会，与我抗日军民对抗。为扫除抗日障碍，我费东工委和行署，向黄沙会会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教育工作，但由于反动派的严密控制，都未能奏效。最终，我军不得不决定使用武力解决。当时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的任务就是以文艺宣传为武器，积极配合这一行动，全团一面在前线开展对敌人的政治攻势，一面深入到黄沙会最盛行的沙沟峪、马头崖等地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教育，同时搜集创作素材。《沂蒙山小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上白石屋村一间简阻的民房里创作出来的。歌曲一经传出，就以其通俗、易懂、生动的歌词，美妙动听的曲调，很快传遍了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渤海各抗日根据地，受到了广大军民的普遍喜爱。以后又流传到华北、东北各抗日根据地。1964年，华东地区举行民歌会演时，韦友芹用她那甜润的歌喉，演唱了《沂蒙山小调》，受到陈毅和其他中央首长的称赞，后被录制成唱片，又一次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我也是被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和那诗意的歌词所深深陶醉，一唱起来，就神采飞扬。
可是，当我真正来到沂蒙山，从沂水、蒙阴、沂源到沂南、费县，一路上的景象，却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小雨渐渐沥沥地下着，连绵起伏的沂蒙山笼罩在一片淡淡的烟雾中。在这片染血的土地上，散布着一个个孤零零的小村落，一个个地道的用石头砌成的“封闭山国”。眼前，一座座用石块垒成的阴暗潮湿的草屋；一个个打满铜子的水瓮、瓦罐；一张张铺着破席的土炕；一块块碎布凑成的被子；苦涩的糊糊、用地瓜干做成的煎饼……
呵，沂蒙山，魂牵梦绕的革命老区……
四十年前，我军高级将领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同志曾在这里指挥过著名的孙祖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这里低矮的草房、普通的石桌、石凳，都铭刻着千古流芳的壮丽诗篇。
这是一个久为传颂的故事。京剧《红嫂》、舞剧《沂蒙颂》说的是一位大嫂用乳汁救活八路军伤员的事。戏剧中那个红嫂的生活原型名叫祖秀莲。
当我们去见这位英雄妈妈时，她已去世一年多了。我听到的只是人们告诉我的她生前留下的红嫂故事的续篇。
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故事了，一位青年汉子用扁担挑着铺盖卷，在沂蒙山走村串户，一双力穿山石的眸子喷射着思念的火焰，每到一家他就问：“你见到俺娘了吗？”
这位青年汉子就是当年被祖秀莲救活的八路军伤员郭武士。解放后，上级把郭武士安排在他的家乡——山西省太原市的一个领导岗位上工作。然而，他却辞去了职务，告别了父老乡亲，踏上了寻母的旅途。
从山西到山东，路途遥遥，郭武士凭着参军后练就的“铁脚板”，不知翻过了多少座山，也不知涉过了多少条河，凭着当时的记忆，终于在第三个年头的春天，在沂南县院东头乡桃颗子村找到了日夜盼望的“母亲”。
这时的祖秀莲己失去老伴多年，一个儿子也早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几年来，这位被世人传颂的老妈妈，只身过着清苦的生活。此时此刻，郭武士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扑通”一声脆倒在祖秀莲的面前，泪水沾湿了母亲的衣襟。那郁积在心头多年的思念之火一下喷射出来：“娘！娘！我终于找到您了……”
一时间，祖秀莲昏花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她仔细地听着那似在遥远梦中的喊声，用衣襟擦了擦双眼，哦，认出来了，是他，是那个在自己家中养了个把月伤的小郭子。
郭武士望着祖秀莲，见大娘老了，瘦了，心里阵阵辛酸：“娘，俺来晚了，让您老人家受苦了……”
从此，这位妈妈的东墙边又盖起一间新茅屋。在这间狭小的屋里郭武士娶了亲，成了家，生下了沂蒙山的后代。
从此，郭武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这位沂蒙山母亲朝夕相伴，直到送老人走完人生的最后路程。使郭武士遗憾的是，就是这位用奶水把他救活的母亲，直到临终时，照片也没留下一张；县城也没去过一次，甚至连白面馍馍也没吃上，就带着对“红五星”的美好记忆，带着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去了。
这是怎样的母亲啊，她们奉献于革命的极多，要求于人间的却是那样微薄。
郭武士自感心中有愧。虽然这位放弃高宫、放弃优越城市生活的战士，在这不通电、不通水的山沟里；在这一家人只有4.7分的薄地里尽了心、尽了力、尽了对母亲的一腔赤子之情。
那一天，我来到“红嫂”的墓地，那是一个农村常见的坟头，土家上长满了杂草，没有花圈、没有丰碑，只有一棵山里红长得格外茂盛。晶莹的露珠，从枝叶上滴下如深情的泪水，一滴一滴……
我失声痛哭了。
良久，我按沂蒙山传统的方式，在坟前磕了3个响头，掬起一捧黄土洒在坟上，缓缓地站起来，以军人特有的神圣，默默伫立3分钟。然后，慢慢地举起右手，为九泉下的“红嫂”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在沂蒙山区的日子，我有幸见到了一位活着的“红嫂”，她叫赵传春。
赵传春，1938年入党，是一位出色的地下交通员，日寇曾多次出金条捉拿她。在1942年的一次反“扫荡”中，赵传春抱着3个月的婴儿躲进山里，夜深回家时在路上发现了一个血流满面的八路军伤员。怎么办？一边是亲生的婴儿，一边是生命垂危的战士，母亲的心在作着痛苦的抉择。最终她噙着泪水将婴儿放在山洞，用草盖好，毅然背起伤员踏上了归家的山路。未走几步，身后传来了婴儿哇哇的哭声。被哭声惊醒的伤员猛地从她身上溜下来，说什么也不肯再走。“快走吧，孩子等会我再回来抱。”赵传春催促着，她咬紧牙关吃力地把伤员重又背在身上回到家，精心地给伤员包扎好伤口。把一切处理要当后，她匆匆返回山洞里找到孩子时，这个来到人间才3个多月的婴儿，腹部被日本兵挑了4刀，细小的肠子嘟噜在外面，血流一地。顿时，赵传春如五雷轰顶，一下子晕倒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少时辰，醒来的赵传春脱下上衣，把孩子紧紧地包起来抱在怀中，泪水刷刷地流个不停。此刻，她不能放声大哭，山洞外有日军在游动。她的上牙深深地扎进下唇里，吐出一口口鲜血。她抱着孩子来到一个碎石岗上，双手拼命扒出一个坑，把孩子小心地放下去，用手埋好，作好记号，这才昏昏沉沉地走回家中。
伤员见双眼红肿的赵传春只身回来，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抽泣着，口中喃喃地重复一句话：“你不该把孩子留下，留下的该是我呀！”
赵传春这时反倒没有了眼泪，话语异常平静：“你养好了伤能打鬼子，他还是个孩子，能干啥？”
“再小也是命啊！”伤员抽泣着说：“大哥回来，你怎么向他交待？”
“他？”赵传春哽咽：“孩子没出世他就让鬼子给打死了。”
“……”伤员张了张嘴，再没说什么。
二十多天以后，伤员养好伤，要去追赶部队，临行前，眼里闪着泪花，从衣袋里掏出一枚军功章递给赵传春。“没有别的送你，这枚军功章是我用生命换来的，送你作定亲物吧！”
“胡说啥？”赵传春愣了。
“不是胡说，这是我的真心话。”
“是因为俺救了你，想报恩？那你就狠狠打鬼子吧！”
“咋？你看不上我？”伤员呆呆地望着她。
“不！是俺自己配不上你。”赵传春摇摇头。
“别说了，等着我！”伤员上前紧紧握住赵传春的手，泪流满面……
赵传春泪水涟涟送走了南下的伤员。从此，她夜思梦想，等啊，等啊，山茶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她从27岁一直等到了67岁，整整40年啊！伤员仍没回来。
1955年8月的一天，赵传春突然接到一张200元的汇款单，没有汇址，她想一定是他寄来的，因为她外面没有任何亲人。赵传春说：“他一定很忙，不然怎么连他的地址也忘了写，等他忙完了国家大事，一定会回来的。”她把钱取出来，跟那枚军功章一块放在枕头底下，一分一文都舍不得花。
1979年的秋季，村里遭了旱灾，赵传春的2.3分地里颗粒无收，眼看着断粮。一个漆黑的夜晚，她到已故丈夫的坟头上痛哭了一场，用铁锹扒出坟上的砖，换成了粮食。
直到今天，这位为革命献出了丈夫和儿子的老妈妈，一个人仍孤独度日，她该有多少向人倾诉的苦衷啊！
她思念亲人。她每天带着那枚军功章和200元钱，呆呆地站在村口，她还在盼，盼，盼……
她渴念着火红的生活。
也许是因为“红嫂”的缘故，下面所讲的几位老汉，人们曾给他们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红哥”。
初次见到吕占瑞，他的形象使我一下子想起了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在他的人生旅途中，的确也有一段带有浪漫色彩的经历。1942年参军，1945年提为连长，他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作战……一直打到海南岛的鱼鳞港。鱼鳞港就是人们传说中的天涯海角啊！十年征战弹痕累累，就连朝鲜战场上也留下了他保家卫国的足迹。从朝鲜回国后，吕占瑞感到无仗可打了，自己又认不了几个字，不是当官的料，便辞去职务，带着一大包军功章回到了沂蒙山。
30多年过去了，这位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住的还是老人遗留下来的草房，吃的还是硬梆梆的煎饼。如今，他那受伤的腿已吃不住多少力了，但还要终日劳碌。老伴死得早，他拉扯着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儿子又都是光棍汉。
我去见他时，豆大的油灯下，一家老少三条光棍躺在炕上，盖着一床被子，正讲着那打鬼子的故事……
告别吕占瑞老汉，由村支书引路，我来到李得老汉的家。一进门，头一下撞在上面的门框上。正在吃饭的李得忙把我扶进屋，说：“你看这是怎么说的，你们城里人不习惯……”
我们进屋坐定后李得继续用饭，用他仅剩下的3颗牙嚼着地瓜干摊的硬梆梆的煎饼。嚼的是那样费力，那样艰难，一时间也嚼碎了我少年的梦。哦，沂蒙山，撩人情怀的山；沂水河，撩人情思的河……
此刻，我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一顿饭曾吃20张煎饼，一下背起一个大个子伤员、两支步枪、4颗手榴弹、一颗大地雷，加起来200多斤的李得吗？无情的岁月已使这位一米八二的巨人身躯佝偻起来，极难想像他年轻时的英姿。我掏出一颗带嘴的香烟递过去，李得摆摆手，没接。他拿出长烟袋吸起来，刚吸了几口就剧烈地咳嗽。
“什么烟，这么呛？”我奇怪地问。
“树叶。”支书低声说。
“庄户人不讲究。”李得老汉像是听到了支书的话。
谈起现在的生活，李得老汉告诉我：“好哇，好哇，托党的福。现在没有鬼子糟害，没有国民党压迫，再也不用‘跑反’了，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他真诚地作答。
“还吃地瓜干？”我问。
“这就不错了，前几年老吃国家救济粮，也把国家拖累得不轻啊！”李得负疚地说。
李得是沂蒙山著名的民兵战斗模范。他救护八路军伤员的事，曾被传为佳话。那是在三十多年前的鲁南战役中，他冒着生命危险，接连从战场上背下3名女伤员，一个个背回家，熬药喂饭；天亮了，再一个个背进山洞，隐藏起来。敌人3次“围剿”，4次“扫荡”都没能找到这3位女伤员。其中一位患重病的女伤员，他整整护理了3年。3年啊！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该有多少风风雨雨啊！
李得有3个儿子，因娶不上媳妇都先后去东北，在那里安了家。李得和老伴都是70多岁的人了，还要披着太阳、顶着星光，耕耘播种。儿子来信让他们去东北，他说：“这里每个山头上，都有共产党的骨头，共产党的血，俺舍不得！”
话说得很坚决。
沂蒙山人呵！有人说你是挂满勋章的乞丐。是这样吗？你们有的是勋章，可你们从来没有乞讨过。你们有功于革命，有功于人民，却从不居功自傲。你们痴情于自己的土地，你们博大的胸襟只有奉献！
我来到沂水县的云头峪村采访的时候，是一个上午。村里静情悄看不到一个人。一支歌儿顺风飘来：
“俺的家靠山坡呀，
八路常从俺这儿过。
爸爸下山去挑水，
我到山上拾柴禾。
拾柴禾呀拾柴禾，
给俺的亲人烧水喝。”
唱歌的是一位十多岁的小姑娘。她身背柴筐，正和几个小朋友向这边走来。我急忙迎上去。
“你们村的人呢？”
“下山挑水去了。”她爽快地说。
“到山下什么地方？”
“好远哪！”她指指山下说：“你看，上来了。”
光秃秃的山坡泛着黄色，一条隐隐约约的羊肠小路从山底搭到山顶，一支由老人、小孩提着水罐，小伙子、大姑娘挑着水桶的队伍在艰难地攀登。没有嬉笑，没有欢颜，只是默默地缓缓地走着。
云头峪曾是“星星之火”的发源地。山东省委机关曾设在这里。1939年1月1日，《大众日报》也是在这个村子里诞生的。我在低矮的草房里找到了当年报社的房东陈中芳大娘，她给我讲述了三十多年来这里盼水的故事。
水源奇缺的云头峪，近三十多年里，全村有250多人为挑水而摔死摔伤。这里流传着“云头云头吃水愁，一天一担水等到落日头”的歌谣。在云头峪一瓢水要派4次用场：先洗菜，再洗脸，然后洗衣，最后拌猪食。
云头峪人走亲戚，肩上担子一头挑馒头，一头挑着水；就连小学生上学也不忘给老师灌一瓶凉水，因为老师没有时间下山挑水。
一位战争年代腿部负伤的70多岁的老人，用水全靠村里年轻人救济，时间久了，老人内心不安，以后洗脸时，便先点着一堆柴禾，自己坐在边上烤，等脸上烤出汗来，用毛巾擦一擦就算完事。
1982年8月的一天，这里一户人家不慎失火，因没有水救，火势不断蔓延，全村人眼睁睁看着20多间房被烧光。
1983年农历8月15日，村里人张兴泉的两个十多岁的女儿张国华和张国英，眼看着家里断了水，生病的父亲又不能去挑，为了过好中秋节，两人偷偷到山上的水库去提水，姐姐国华不慎落水，妹妹国英上前去搭救，结果双双坠入库底。母亲听到噩耗，精神崩溃了。她一路喊着，叫着，跌跌撞撞地跑到水库边，纵身跳入库中去捞女儿，从此，再也没有上来。中秋之夜，张兴泉病卧床榻，面对孤灯，泪哭干了，心哭碎了。
为了解决水的问题，沂蒙人民尽了极大的努力。解放以来，他们集资10多万元，打了百多眼井，无奈都是干窟窿。
10多万元，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一个演员偷税漏税补交的税款也许比这还要多，一个个体户的私囊也许也比这还要大。然而，对于沂蒙山人，这可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据有关部门统计：沂蒙山区每个县人均年收入150元以下的就有120万人，占6个县总人口的27.9%，其中年收入50元以下的有23万人。
50元呀！是一条烟？一瓶酒？是小孩的一个玩具？是姑娘的一件衣衫？……
水，沂蒙山人朝思暮想的水呵，他们挤出微薄的收入打出一眼眼枯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依旧与水无缘。整个沂蒙山仍有35%的人，生活在干渴之中。
有人说，沂蒙山人是不知流泪的民众。是啊！多少年了，沂蒙山的人民把血洒向蒙山，把泪抛向了沂河，血贫缺了，泪干涸了，他们依然盼望着，盼望着清凉甘美的生命之水。这仅仅是生存的本能使然吗？沂蒙山人民在战争年月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在向新生活进军中也不会弯下铁一般的脊梁。他们在向贫困宣战！
然而，他们又多么需要帮助和支持啊，像当年他们支援革命那样。
1984年冬，村支书突然想起了陈毅元帅。那是40年前的事了：那年杨支书在河滩上收瓜，一个八路军小鬼到河边饮马。他给了小鬼一个瓜，谁知过了不久，小鬼又把瓜送回来，说首长把他好一顿批。他问首长是谁，小鬼说是陈毅。他一听急忙挑了几个好瓜，跟小鬼一块到了陈毅司令部。陈老总抓着他的胳膊说：“老乡哟，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占你的便宜。”说着他拿出一块银元递给他。他不接，说：“你们为了我们过好日了，命都豁上了，这几个瓜算什么？”陈老总硬塞给他：“拿着，留个纪念吧？！今后遇到什么困难拿着它去找我。不然，我可不认你哟！”
如今，他拿出珍藏40年的那块银元紧紧地攥在手里，像攥着希望。他决定去找陈毅元帅，谈谈沂蒙山人的心里话，谈谈水……
听说去找陈老总，全村人纷纷来凑路费。就这样他背起一摞煎饼，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城。他整整转了一天，傍晚时来到中南海的西门。警卫战士拦住了他。他不依，拿出了那块银元，说要找陈毅。战士愣了，说陈毅同志早去世了。他惊愕了，哽咽了。
怎么可能呢？他记得真真切切。1949年7月1日，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党的生日庆祝会上，他作为沂蒙山的代表被邀上主席台，亲耳聆听了陈老总那满怀激情的讲话：“……我们在华东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可以说是沂蒙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用担架抬出来的，用小米喂出来的。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沂蒙人民！我代表全体战士感讲沂蒙父老……”陈老总说着深深地鞠了个躬。
多么好的人哪！怎么就去了呢？他擦去眼里的泪花，说：“那么，我找粟裕将军，当年他就住在俺家里。”战士说：“粟裕将军也去世了。”他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唯有泪水刷刷而下。过了好一会儿，他鼓足勇气说：“那么，我——我……我找党……”
警卫战士沉默了。
他是个沂蒙后生。曾几何时，他就是穿着撑不起来的军装，离开那低矮潮湿的草房的，自然深知家乡的景况。他望着从家乡来的这位质朴、执著的老人，不由地流下了泪水。
1987年7月12日，原济南军区政委、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第四次来到沂蒙山。这里的一切他都感到格外熟悉，格外亲切，格外新鲜。
他时而久久伫立极目远眺，时而在羊肠小路上穿行。心里骤然飘起激烈的枪声、湍急的水声、冲锋的喊杀声。他来到烈士陵园，悼念和慰藉先烈的英灵；他四处找寻，找寻那似乎淡漠了的记忆。
在南麻战斗中。18岁的他，拎着在孟良菌战斗中从敌人手中夺来的卡宾枪，腰系6颗手榴弹，和战士们一起在枪弹的呼啸中追击敌人，不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膝下的动脉。血泉水般地涌出来。他忍受着巨痛一步一步向前爬去，血染了一片又一片。爬出3里多路，他昏迷了过去。
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忽闪忽闪的担架上，不久又转到吱吱的独轮车上。朦朦胧胧中，他看到两个赤臂的老乡拉着车，一个清瘦的老人架着车，在急速地走着。
独轮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敌人的飞机来了，乱扔炸弹，3位老乡不约而同地用身子护住他；每走到一个村子，3位老乡总是找些盐水为他洗伤口，找些吃的让他填肚子。
“如果没有这3位老乡，就没有我迟浩田，我一定要报答沂蒙人民的救命之恩。”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1985年初夏，迟浩田刚刚就任济南军区政委不久，就匆匆忙忙地去偿还他三十多年的夙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