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个比例带进中革军委，然后再带入政治局，其个人野心就这样膨胀了起来。旧中国的军阀，谁人多枪多，他的势力就大。但是，红军不应该把实力带进争论中，不管是军事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争论。

7月9日，张国焘控制的川陕省委又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人员名单，要陈昌浩出任总政委，敦促政治局“速决速行”。

7月10日，毛、周、朱致电张国焘，切盼红四方面军各部速调速进，分路迅速北上，“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望他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同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亲自提出“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半摊牌的表示，不解决组织问题，一、四方面军便很难联合行动。张国焘利用其在四方面军中举足轻重的权威，要求进行组织调整，要求在领导集体中处于主导地位。

一方急着北进，一方毫不着急，“王顾左右而言他”。

情况越来越紧急。

7月16日，中央红军攻下毛儿盖。张国焘不仅不执行计划，按兵不动，并再次提议由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

陈昌浩是留苏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回国后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建设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7月18日，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由张国焘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准备作些组织调整。

这段时间毛泽东很少说话，很少表态，分外谨慎。他面对的不是红军长征前博古、李德这样对中国革命规律毫不知晓、对中国社会基本不太了解的人物。毛泽东与他们斗争，游刃有余。但张国焘通晓中国社会的情况，而且对根据地建设作出很大贡献，还领导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种情况与毛泽东当时在担架上与王稼祥、张闻天商量怎么开一个会议，改变博古和李德的错误领导而积极进行活动的形势完全相反。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1986年回忆说：“毛主席当时的想法是，既要尽量考虑满足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所以考虑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当时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时，恩来一点儿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总政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权力很大。在红军领导体制中，总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方面军的总指挥拟订了作战方案，总政委最后予以核准，也可以推翻，重新拟订方案。毛泽东曾长期担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其权威非常大。

周恩来再一次为大局负重。既然四方面军人多枪多，既然张国焘认为不做人事调整无法顺利灭敌，无法北进，为顾全大局，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

这个让步是很大的。

遵义会议后、鲁班场战斗前成立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毛、周、王三人团至此终结。

芦花会议是一个新的分歧点。

张国焘在会上表情严肃。“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实力正在发挥作用。张国焘在会上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中央委员会还要增加新人。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张国焘便不再坚持自己的要求。

张国焘不用坚持，他相信实力会继续产生作用。

对实力的依赖，会把他带向哪里呢?

两大主力红军刚刚会师的时候，红军总兵力达10余万，士气高昂。《红星报》以《伟大的会合》发表社论，称两军会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

谁能想到前面等待的，竟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

当红军走到毛儿盖的时候，张国焘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同时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不达目的不进兵。

矛盾空前尖锐化，张国焘想摊牌了。

分裂已成定局。

红军长征经过那么多艰难险阻才与四方面军会合，谁也没有想到新的危机产生了——一、四方面军分裂。

在一、四方面军的分裂中毛泽东讲了一句话，张国焘是个实力派。

张国焘后来犯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切从实力开始。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政治局委员的比例、中央委员的比例、中革军事委员会的比例都要体现在实力上，这是造成一、四方面军分裂的重要原因。

当然，说张国焘一开始就想让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分裂，一开始就想另立中央，我觉得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也不是客观的。